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变革，从此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深远意义，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和科学的说明。

　　应当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做出的决定性选择”。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要求和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国民经济就迅速得到恢复，这就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具备了实现它的基本条件：

　　1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

　　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则上升到56%。与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设备较先进；不但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这首先和主要的是依靠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另一方面要建设新的工业，这也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国营工业，包括对原有国营工业的改造扩建。因为在中国，私营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矿企业的。因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首先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2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

　　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在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中只占01%，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是属于工场手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通过一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不利的消极作用。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正确的政策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时资本主义工业对于生产的发展和新工业的建设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国营经济，乃至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工商业调整之后，1951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加剧了这种矛盾，这导致了由党和国家机关的反腐蚀斗争而引发的“五反”运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一很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生产力发展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土地改革使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使之在一个时期内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土改后的农业经济仍然没有改变其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性质，生产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个体农户经营规模极度狭小，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资金十分短缺。农民要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平整土地和改良土壤、使用改良农具以至机器来进行耕作、播种和收获，实行分工制来发展多种经营等，都难以做到。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由于力量单薄，遇到自然灾害，更是没有抗御能力。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拿工业发展急需解决增加粮食产量为例，陈云曾说当时解决的途径有三：开荒，修水利，合作化。前两项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要有配套工程，周期长，见效慢。他说：“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之后，各种增产措施才容易见效”。《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39页。个体农业的这种状况，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4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决定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因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通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是上述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水到渠成的历史合力，把我国推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胡乔木认为，“中国经济在50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50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部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53页。。这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57年到1978年的22年间，尽管我们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为我国尔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毫无疑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历史新时期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里要特别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知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根本标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取得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为根本原则的。新时期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是克服那种脱离国情的，以公有制包揽国民经济全部的“左”的做法，而绝不是要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基础上，使之更适合初级阶段的国情，它们之间是继承、完善和发展的关系，而绝不是否定和被否定的关系。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