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在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

　　这里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正确的思想财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总结中外的历史经验，摸索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概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这些重要的原则，是这一时期探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今天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主要是六个方面：

　　（1）关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毛泽东强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为此，应当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3）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4）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把“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努力的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坚持人民民主，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让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5）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要向科学进军，不能走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老路，而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6）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薄一波同志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于毛，成于邓”。这是很对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为党继续进行探索并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胡绳同志也曾经指出：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

　　这里还需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怎样正确看待和分析毛泽东等在这一时期探索中的失误？

　　应当说，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

　　（1）缺乏经验，理论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规律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犯了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规律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三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严重不足，后来犯了公有制上的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经济体制上的盲目排斥市场作用和价值规律的错误。

　　（2）领导体制和制度建设严重地不健全，以致后来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践踏。对此，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但它暴露出的，主要是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品质等问题。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使得我们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制度、法律，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3）党内，特别是高层，缺乏正确地解决和化解由正常意见分歧而引发的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致使一些矛盾逐步积累下来，甚至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逐步形成了往往把党内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的氛围，就很容易造成错误的判断，造成党内斗争的严重失误，造成严重的冤假错案，而给极少数野心家提供得逞的机会。

　　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呢？这里的关键是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把一切现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

　　（1）尽管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正视并勇于改正错误。即使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依然具有团结人民共渡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具有认真总结教训、妥善解决问题、把事业推向前进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事实，既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终于战胜了他们。

　　（2）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错误的同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3）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毛泽东始终没有能从根本上加以纠正。不但如此，他始终坚持这一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这样，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而邓小平果然不负众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之后，一方面果断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

　　总之，我们不但要研究党为什么会犯错误，更要研究党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把党犯错误和党纠正错误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研究，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历史地、全面地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