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及其局限性

　　1. 1957冬～1958年春水利建设与整风反右运动的关系

　　李锐认为， 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是在批判反冒进的高压气氛下动员和展开起来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吴志军也指出，这次运动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在当时中国既定的资金约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劳动力高度替代资本的方式，在乡村社会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如水利基础设施）的成功尝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深切关注，透射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傅作义指出，通过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大辩论，左派战胜了右派，积极、前进的思想压倒了消极、因循保守的思想，加上各级干部进一步克服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成为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掀起高潮的重要原因。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958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李葆华也指出：1957年冬出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势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合作化在农村的全面胜利，如果没有整风、反右派斗争和反浪费、反保守主义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水利建设的新形势当然不可能出现。”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2. 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

　　傅作义将这场水利运动与1956年的水利建设高潮比较后，总结出四个新特点：一是规模大，干劲足；二是速度快，质量好；三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又多又好的经验；四是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在水利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水利部：《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958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李葆华也认为，这场农田水利高潮比1955年冬到1956年春的生产高潮规模更大，出现了与前不同的新形势：“这不仅表现在农田水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成为农业大跃进中的前浪，而且表现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打破了治水的陈规”。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吴志军对这些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全国水利工程按应有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平原地区建立起“满天星”、“葡萄串”式的水利灌溉网，山区则形成“西瓜秧式”、“长藤结瓜式”、“塘群沟网”式的水利化网络，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奇迹。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傅作义指出：“在水利建设方面，今年用四个月的时间扩大灌溉面积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全国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六亿三千多万亩，每人平均一亩水田或水浇地。”他曾做过这样的比较，“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四千年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现在四个月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若非身临其境，真是不敢相信。”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958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

　　3. 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缺点

　　李葆华指出了一些缺点：在已完成的4亿亩灌溉面积的工程中， “半数以上已经发生效益，一部分在几个月以后发挥作用，一部分经过整修以后发挥作用，很少数可能由于特殊原因受到损伤和失效。”但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几亿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个别的缺点、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吴志军认为缺点及失误主要表现在：采用大兵团作战，劳动强度过大，简单拼体力，出勤率高，生产效率低；在跨社跨乡的水利工程中，平调劳动力；安全意识淡薄，一度出现人员伤亡；运动期间忽略或者压抑副业生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一些工程占用耕地过多，移民压力过大，遗留问题较多；由于后续建设不配套，一些工程长期未能发挥效益；有些地区照搬他地经验，忽视本地生态环境，打乱了原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提升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对解决我国水旱灾频发、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4. 大兴水利与“大跃进”的互动关系

　　1958年6月，李葆华指出，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水利建设应当也可能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他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田水利建设的目标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发展灌溉方面，主要依靠群众性水利运动，结合必要的大中型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亿亩，这样到1962年我们将有12亿亩的水田和水浇地，约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基本实现水利化，消灭普通旱灾。在水土保持方面，要求完成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到1962年将有12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控制，约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治涝方面，结合大量发展水稻种植，要求完成33亿亩，到1962年共完成治涝面积42亿亩，基本上解决沥涝问题。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指示》提出：“只要再苦战两冬两春，全国现有耕地，基本上完成水利化是完全可能的。”这实际上是对1957年冬兴修水利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水利“大跃进”的动员和鼓励。

　　1961年8月，广东省水利厅认为：1957年冬的水利建设一马当先，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大办了大批小型水利工程以及一些中型水库工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兴起后，水利化运动普遍兴起。1958年冬转入了以河流为对象的系统治理，全面开发，大办大、中型骨干工程的新阶段。1959年冬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有500多万人投入兴修水利的热潮，除了继续完成已铺开的大、中型工程外，又增修了大型水库8宗，中型水库37宗。在大办水利高潮中出现了许多“水利党委”、“水利书记”，广东省有16名地委书记，232名县委书记专抓水利，使水利建设成为全党全民的群众运动。《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积极办好水利建设——刘兆伦厅长在1961年全省水利会议上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266—1—82卷。

　　二、“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空前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