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争论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研究，一是积累了大量史料，为编撰国史提供了基础；二是理清了毛泽东访苏的前因后果和基本过程；三是再现了毛泽东等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学术界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总体评价

　　吴冷西认为莫斯科会议总体上是成功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周文琪则认为莫斯科会议并没有真正消除分歧。宣言是妥协的产物，糅合了许多矛盾的观点，实际上是折中，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摘取宣言的某些字句，攻击对方，指责对方没有遵守自己签了字的宣言。周文琪：《伟人的征程：中苏关系曲折发展中的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229页。孙其明认为不能完全否定1957年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积极作用，它为各国共产党人讨论交流、表达不同观点提供了讲台，同时对加强团结也有好处。但是会议和宣言存在不少问题。他的结论是，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虽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所得不多，所失却十分明显。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到底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中苏分歧，还是根本就没有解决分歧，国史工具书因其条目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表述，往往根据作者的主观意见下笔，形成了不是强调达成一致便是强调分歧的两种极端写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传（1949—1976）》试图把两种意见统一起来，采取分开说的办法：先说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成一致。再说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59~760页。

　　2. 谁最早发起莫斯科会议

　　这个问题是沈志华提出来的。不过，他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现有史料至少可以证明中苏两党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包括中共建议中南两党共同发起会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要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细节做出明确回答，还有待于发掘更多史料。

　　3. 莫斯科会议的目的

　　按一般观点，中苏两党倡议莫斯科会议是为了加强已受到损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阵营的团结。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黄安余认为，莫斯科会议前夕，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黄安余：《新中国外交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9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召开莫斯科会议是为了抵制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并认为毛泽东11月18日的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

　　4. “以苏联为首”与毛泽东的主导作用

　　关于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同苏联争夺领导权的说法由来已久且流传甚广。当时，赫鲁晓夫和卡德尔便持这种观点。苏共认为，“以苏为首”是中共不顾苏共反对，坚持写入宣言的。而中共这么做时已认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因此“以苏为首”的含义是，苏共是一个有“缺陷”的首领，需要时应把它换掉，由中共取而代之。［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6页。

　　李越然指出，所谓中共争夺领导权是苏共中央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挑起的一个争论。他认为这个论点没有任何根据。国内许多学者都否认中共想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或毛泽东想取代斯大林。但是毛泽东是否想与苏共争夺思想领导权？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放弃领导权，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里，实际的政治和思想指导者是中共，毛泽东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强，因此暂时还不能直接出面承担起领导责任罢了。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政治和思想的指导者”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杨奎松，他认为毛泽东赋予“为首”者的只是一个“召集会议”的“班长”权力。在会上，“班长”没有太大的作用，关键在于“指导员”。中国不当“班长”，但不等于不能当“指导员”。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7页。

　　“以苏联为首”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写入宣言的，这件事本身凸显了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起的实际主导作用。杨尚昆指出：“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在各方面起了决定作用……许多问题，许多意见是主席提出来的，经过协商以后，他们接受了。”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60页。孙其明也认为会议上唱主角的实际上并不是作为东道主的“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而是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喻为群星会聚中最亮的星。不过他同时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为首”与苏共期待的不同，但在为阵营和国际共运确定“一个头”、“一个中心”和“一个统一”的纲领与路线方面，中苏两党并无二致。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5. 关于反修、反教和九条共同规律

　　孙其明的上述观点也反映在他对宣言的看法上。他认为宣言不是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件。宣言九条普遍规律的概括和阐述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已被实践证明必须加以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笔者认为，孙其明关于沿袭斯大林模式的说法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当时除毛泽东提出过以苏为鉴外，没有任何党提出模式问题。相比之下，《毛泽东传1949—1979》对这个问题表述得比较客观：共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43页。

　　6. 关于毛泽东11月18日讲话的会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