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关于毛泽东11月18日讲话的会场反应

　　《毛泽东传（1949—1976）》写到这一段时说，毛泽东讲话时，整个会场特别安静，讲话一结束，立即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但是米丘诺维奇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会场的另一种反应。他说，毛泽东谈到苏共党内斗争时，把莫、马、卡反党集团与被称为另一集团的苏共等同起来，这时几百人的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站起来做出示威性动作。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当毛泽东讲到不要惧怕核战、准备死一半人时，会场似死一般寂静。据说，引起赫鲁晓夫不满的还有“东风压倒西风”的话。国内学术界一般不回避或相信存在这种消极反应的事实。毛泽东讲话的全文现已发表，看来并无不妥，反而十分精彩，也都是他以前讲过的并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观点。因此，有些学者把会场的消极反应归咎于外国人不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方式和中国文化，或糟糕的苏联翻译。

　　7. 关于和平过渡与中共备忘录

　　许多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采取了不加分析评论的客观叙述方式。但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弄清事情的性质。李捷认为苏联从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需要出发，突出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则从加强对美斗争的考虑出发，强调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以及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两手准备。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薛钰指出，中苏论战改变了中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和平过渡的正确立场，使革命两手的观点逐渐变成只要暴力一手，给国际共运造成很大被动。薛钰：《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沈志华认为宣言提出两种可能性，这是求同；中苏两党分别强调不同的道路，这是存异。恰恰这种做法，为以后中苏论战留下了伏笔。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8. 莫斯科会议与“左”倾错误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内外政策的关联性。库里克认为，分析中苏关系的恶化应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恰恰在50年代，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刘东社认为，从1957年反右起，毛泽东的“左”倾色彩日渐浓厚，这个转变是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的。有些学者持相反的分析思路：国际环境和对外关系、政策影响了中国国内政策。黄象品认为15年赶上英国是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时提出的。黄象品：《五十年代末“超英赶美”口号提出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4期。黄文安也持相同的观点。杨相卫指出，1957~1976年是国际共运内分歧逐步扩大、最后导致阵营分裂的阶段。中共错误地估计了国际修正主义蔓延的危险性，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日益深入到党内。杨相卫：《1957~1976年国际共运对我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

　　9. 莫斯科会议与万隆路线

　　中岛岭雄认为，中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主张暴力革命的立场背离了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并引起了它的那些非共产党邻国的不信任。［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306~307页。这个观点受到国内学者的批驳。董国强认为中岛岭雄对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做了片面解读，指出毛泽东所表达的不害怕战争的态度，始终是建立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前提之上的，而且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在1957年前后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董国强：《关于50~60年代中国外交的几个问题：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