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的中美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一个全面对抗的态势在事实上业已形成。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胡礼忠等：《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还有研究者从1958年2月周恩来在志愿军总部做报告时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的论断出发，强调了中美走向战争的必然性，认为中国领导人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单秀法：《建国后毛泽东重大军事实践及思想的思考》，全国“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学术研讨会组委会编《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953页。另一种意见认为，一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都处于“未定之秋”，及至两国先后卷入朝鲜战争，对抗的格局才最后确定下来。陶文钊：《中美关系：半年世纪的启示》，陶文钊等主编《中美关系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张沱生等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14页。中国对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的态度亦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几位研究者认为，1950年5月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同意把朝鲜问题置于台湾问题之前，毛泽东接受了既成事实，对金日成武力统一之举表示同意和支持。薄国良：《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57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毛泽东并不愿与美国交战，后来的朝鲜战争才使得中国走向与美国军事对抗的道路。王帆：《试析毛泽东在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决策及外交影响》，见《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9页。笔者认为，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对抗延续下来，因此不存在到朝鲜战争发生前后才形成对抗的问题。但从性质上说，这种对抗主要是政治关系方面的。政治对抗不等于军事对抗，也不一定就会发展成军事对抗。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两国都没有要打一仗的计划，中国更是对朝鲜战争的爆发没有准备。正是朝鲜战争这个中国无法控制的因素把中国拖入了与美国的战争中。至于周恩来的话，是事后的判断。战争发生前是否有这个预见，还是需要研究的。

　　关于中美未能实现和解的责任。在这一问题上，多数研究者对当时中共的政策与措施都给予了理解，认为中美未能实现和解的责任在美方。章百家：《1945—195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申晓云：《40年代末中美调整关系评析》，《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牛军：《论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有论者分析了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的某些失误。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刘建平：《慎重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国际论坛》2000年第3期。还有的从中共对待中美旧外交和美在华外交人员的态度出发，指出了中共和新中国对国际法的否定和对国际社会的反叛态度。时殷弘、吕磊：《美国对华态度与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3期。个别学者将中美未能实现和解的责任归于中方。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应该看到，近代中美关系中，中国主要是受害者。1949年前后，美国依然顽固敌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不愿放弃在华侵略权益，软硬兼施要新中国就范。因此，对中共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政策应该给予历史的理解，将中美交恶的责任归于中方或认为双方都要负责的看法是不符实际的。新中国关于在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方针，是完全合理的。新中国也没有为中美关系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符合建交条件，新中国有着灵活处理的准备。美国一贯对新中国的敌视是造成双方无法和解的根本原因。

　　20多年来，本课题上在资料的发掘与运用、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视角的多样化、观点上的创新上都是明显的，但缺憾同样存在。总的说来，研究中共上层政策的多，研究政策在各地执行具体情况的少；研究在南京的活动的多，研究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的少或没有；研究宏观政策的多，探讨中共具体策略特别是一些重要细节的少，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发生的许多事例尚未涉及；研究政治关系的多，研究其他方面的少。一些文章偏重于分析，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相关档案资料的缺乏特别是有关中共对美政策的档案资料的缺乏，是制约这一研究深入的重要因素。对中共政策的研究，也就只能是粗线条的推理而非精密的学术分析。当然问题的存在，从一方面说明了尚有可开掘的学术空间。

　　在研究方法上，应挖掘与运用多方材料，对问题做出系统考察。如1949年6月中下旬，中共分别通过陆志韦和黄华向司徒雷登发出了欢迎他访问北平的邀请。而6月30日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的电报中则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7月初刘少奇给斯大林报告中又提出“如果帝国主义各国采取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的政策，那我们就要准备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有论者认为直到7月初“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政策仍不是完全确定的”章百家：《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形成和实施》，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1949—1956）》，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这些问题看来是矛盾的。显然，只有把此前此后一系列事例联系起来进行解读，才能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一位德国学者在研究中美之间的接触时，对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黄华的回忆、原苏联驻南京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提供的黄华与他的交谈回忆札记、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的毛泽东介绍的南京会谈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426页。显示了论者比较宽广的研究视角。此种考察方法在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是少有的。

　　新的研究问题的探索

　　微观方面的实证研究更要深化。只有微观探讨的深化，才能使宏观研究有更坚实的基础。目前，对中共与美国在华各外交机关与外交人员的具体接触情况的研究，对中共与美国在华各工商企业具体接触情况的研究，仍然很薄弱。中国外交部开放的档案中有一部分涉及这方面内容。中共决策过程中的有关问题也需进一步考察。

　　作者为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