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下简称理论务虚会）。会议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并就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在会议的第二阶段，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批评“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为刚刚开启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中央相呼应，不少省、市、自治区也同时召开了理论务虚会。

由于理论务虚会在国史和党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国史和党史书籍中大多对它有所提及，但专门性的研究十分有限，仅在《1976～1981年的中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政治沧桑六十年》等几部书中有专章的论述。形成此种研究状况的原因，一则是由于会议召开的时间距离现实较近，其历史事实已基本为人们所熟知；二则是由于会议涉及很多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深入研究比较复杂，有一定难度。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中的重点发言，以及对会议的评价等几个方面。

一、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必要性

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僵化半僵化状况仍然十分严重，“两个凡是”再度设置禁区，思想理论界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的冲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表现得异常激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关于理论务虚会的由来和目的，当年华国锋和胡耀邦都讲得十分清楚，后来的研究大部分赞同并引用了他们的观点。拟议中的理论务虚会，本打算很快就要召开的，但由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国等原因才推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么，此时是否还有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必要？是否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完成了理论务虚会预设的目标？对此学者们有不同意见。于光远持否定和怀疑态度。他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已起到了邓小平“心目中的理论务虚会的作用”，“达到了邓小平说的‘索性摆开来，免得背后讲’的要求，也达到了叶剑英希望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和‘充分民主评论’的要求，同原先坚持‘两个凡是’抵制真理标准的人也统一了认识。”“因此我认为华国锋闭幕会上讲话说这个会议为理论务虚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要求在‘理论务虚会上把这个问题进一步解决好’，这种说法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就估计不足，也对理论务虚会的要求不那么恰当。”于光远：《关于准备理论务虚会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第4期。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了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学者还详细列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理论务虚会创造的五个有利条件。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8～279页。沈宝祥从真理标准讨论的角度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广大干部中，僵化半僵化状态还普遍存在，老的和新的个人迷信还很盛行；那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也没有完全服输，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态度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上述情况说明，要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中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还要做出艰巨的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大措施和重要的一步。”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吴江也认为，“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张湛彬则指出，“从邓小平的原意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一个会，是想重点解决‘凡是’人的思想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理论上的障碍。”张湛彬、张国华：《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党史博览》2000年第9期。从理论务虚会上热烈的发言和激烈的争论以及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成绩来分析，召开理论务虚会是很有必要的。

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是叶剑英，有关叶剑英建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具体时间和场合，目前的大部分论著表述得都比较含混和笼统，一般只是说在1978年9月。即便在最近出版的《叶剑英传》中也没给出确切的时间。于光远曾回忆，他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听说要召开理论务虚会的，但具体时间却没有在故纸堆中找到。他推测，“叶帅提议召集理论务虚会，是他听国务院务虚会汇报时讲的。国务院务虚会李先念的总结发言是在9月9日作的，这个汇报会恐怕最早在9月中旬。”于光远：《关于准备理论务虚会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1998年第4期。程中原在《1976～1981年的中国》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叶剑英是在“9月下旬的常委会上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叶帅的提议最终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赞同，由此诞生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理论务虚会。

二、澄清理论是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