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三线建设决策成因的研究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三线”建设是必要的，其决策是有根据和原因的。

　　马英民指出，“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战备，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是“三线”建设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我国工业布局，促进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马英民：《当代中国建设史上的创举——三线建设》，《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张才良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周边国际关系趋于紧张，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军事压力、战争挑衅和侵略威胁。于是，备战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三线”建设的布局虽然是从备战角度考虑经济建设，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时也提出了建设内地的长远战略要求。张才良：《贵州三线建设述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

　　宁志一和刘小兰指出，备战不是建设“三线”的唯一因素，也是中国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在中国西北、西南掀起一轮工业建设的高潮，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这对于改变我国旧有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促进内地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宁志一、刘小兰：《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现代化进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6期。

　　持此观点的还有孙东升、茂桐、何海翔等人见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茂桐：《三线建设：中国基本建设史上的空前奇迹》，《党史文汇》1999年第6期；何海翔：《毛泽东西部开发思想初探及其评价》，《甘肃理论学刊》，2005年第1期。。

　　李晓慧认为，毛泽东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总结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由于欧洲地区没有防空设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的破坏的经验教训。战争爆发后，苏联迅速地把工业重心，特别是国防工业的重心从欧洲部分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转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早做准备，以免重蹈覆辙。李晓慧：《论三线建设的功过是非》，《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任健和陈谟认为，中央领导人建设“三线”的决策有着历史的经验可循。苏联建设战略大后方的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证实。任健、陈谟：《三线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国防与经济建设史研究》2001年第1期。

　　持此观点的还有阎放鸣、何山等。见阎放鸣：《三线建设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何山：《中国“大三线”揭开神秘的面纱》，《中国西部》2003年第2期。

　　陈东林认为，除了备战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这两个原因以外，第三个原因是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工业比投资农业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除了经济出现危机或混乱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从实践来讲，世界各国如战后的日本经济起飞，也大多要经过一个高积累的初级阶段。“三五”时期继续用提高积累解决工业化问题也是必然的。陈东林：《从吃穿用计划到战备计划》，《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王培认为原因有四：第一，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确保备战任务的落实。第二，借鉴了中外现代史上反侵略反压迫战争的经验教训，是中共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第三，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大力发展西部内地的经济建设，创建新的现代化工业基地。第四，毛泽东出于在国内防修反修的考虑，把“三线”建设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王培：《60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北京党史研究》1997 年第1 期。

　　有的研究者认为有五个因素影响着“三线”建设决策。第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恶化，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加大。第二，调整工业布局的需要。第三，防修反修的考虑。第四，在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指导思想。第五，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以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工业化国家的规律。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还有的学者认为有另外五个因素影响着“三线”建设决策。第一，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着外敌入侵的战争威胁，而国内国防建设存在不足以及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日益扩大化、绝对化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将国防原则绝对化的产物。这是“三线”建设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共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思想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成为“三线”建设的历史思想根源。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是形成“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等，为“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大规模展开并持久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第五，均衡生产力布局是“三线”建设的又一重要动因。黄荣华：《试析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

　　有的研究者认为“三线”建设在决策上就是错误的。周民良认为，“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如果“三线”建设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地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周民良：《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9期。持此观点的还有徐焰 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五十年来我国对时代特点的认识》，《百年潮》1999年第3期。

　　三、关于“三线”建设得失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