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变。面对历史与现实，如何看待和评价建国初期新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近年来学术界多有讨论。

　　一、关于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研究

　　大量研究观点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因此，对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原因的讨论，要历史地来看待，必须放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分析。

　　刘国光将新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苏联的影响；二是解放区供给制的做法；三是三大改造时期的统购包销；四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长制、等级制的封建残余；五是新中国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刘国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还有，武力指出：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极端化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深入经济运行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手段和力量。计划经济之所以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迫，经济落后和不独立，因此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都使得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去选择它。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5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建立了强大廉洁的政府，真正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这个时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工业和众多的人口，使得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提高积累率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就使中国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有学者对新中国之所以最初选择和建立的是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主观因素主要有：一是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制约，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单一的计划调节看成经济运行的唯一机制；二是由于缺乏经验，照搬了苏联模式。客观的因素主要有：一是社会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的影响；二是建国初期由稳定物价的斗争而带来的商业和财政金融管理集中统一化的影响；三是发展战略和经济自身环境的影响。上述主观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决定当初选择的更主要的是客观因素。正是因为以上背景因素，计划经济就成为新中国唯一的选择。穆敏、杨明清：《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历史评价》，《工会论坛》2001年第1期。

　　陈甬军则从多个角度分析研究，提出一个假说：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是由其内在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的要求决定的，因而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后的一个必经阶段。新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要搞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是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其制度和发展目标因素，国际经济环境的空间限制是发展战略选择的制约因素。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搞计划经济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不存在可以替代的其他道路。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析，需要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从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看，它是在当时经济发展多重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现实的体制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陈甬军：《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针对一种比较流行的片面观点，如有学者认为的，建国初期建立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全盘接受、完全照搬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李杰：《浅析刘少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5期。何一成表示，这种观点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文章分析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在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成果。与苏联所有制过于整齐划一、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相比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显具有自己的特点，是以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为基本原则的计划体制。由此说明，它与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绝不是简单地从苏联照搬照抄所能够取得的，而是在借鉴中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吸收和改造。何一成：《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特点》，《政法研究》1999年第1期。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暴露出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有丰富的反对教条主义的经验，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因而比较早地认识到，建设道路也同样不能照搬外国。正是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利弊得失，重新审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为鉴戒”，要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东欧，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就是这个时期探索的主题。当时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梁柱：《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两大探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对于国史研究领域关于建国初期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由来，朱佳木近年来在多篇文章中反复强调：要正确评价国史研究中计划经济的历史地位，就要结合建国初期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条件，正确认识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并深入发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这关系到对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历史的公允评价。他明确指出：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非是单纯从某种理论出发和照搬别国模式的结果，而主要是为了较快实现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需要。他认为，苏联和新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面对自身经济落后的局面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都把资金、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作为自己优先发展的产业，以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工业化，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实力、巩固新生政权奠定物质基础。然而，苏联和新中国当时缺少的恰恰是资金、物资、技术、人才等发展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面对这种情况，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如果还是采取革命胜利以前的社会所采取的那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办法，要想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工业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来配置资源。因而，实行计划经济与其说是为了实践马克思的思想，不如说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更为切合实际。同时，苏联连续进行的若干个五年计划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新中国不可能没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的方法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一学习同样是出于自己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需要；而且在学习初始阶段，除了对重工业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基本照抄外，其他方面都注意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尤其到了“一五”建设的后期，更加强调要重视自己的经验。因此，那种认为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从某种理论出发，是完全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朱佳木：《关于在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几点思考》，《理论前沿》2006年第21期。

　　二、关于对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