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也指出，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质是一种高度集中、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具体体现在：第一是造成过度集中的国家决策体系，企业没有权力；第二是直接控制的经济调节体系，也就是指令性计划；第三是分配上统收统支，统负盈亏，吃大锅饭的平均分配体系；第四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的组织体系，以垂直的行政联系为主，缺乏横向的市场联系。刘国光在文中进一步指出，这种经济体制在我们经济生活比较简单、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人民群众的要求又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搞建设，奠定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是起了作用的。但从物质利益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方面看，它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当时是靠政治来调动积极性的），也不能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安排生产，同时也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所以，从效率上说它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强调“计划”，并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的有效调控干预，对市场的缺陷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市场经济虽然在资源配置上有重要的作用，但市场经济在宏观经济综合平衡上，在竞争垄断的关系上，在资源和环境保护上，在社会分配公平上，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不能不要国家的干预、宏观调控来加以纠正、约束和补充。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统一计划的客观可能性与集中资源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等，决定了要更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政府调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在国家调控的前提下起这个作用的；而且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也不是一切资源都完全由市场来配置，有些关键资源还要国家来配置。总之，要尊重市场，却不可迷信市场；当然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也不能把计划这个调节手段弃而不用。刘国光：《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经验教训的总结》，《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年2月号；《略论“市场化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06年第10期。

　　许先春也指出，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管理上，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二是在所有制结构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是在分配方式上，忽视价值规律，平均主义严重。这些弊端严重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许先春：《朱德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思》，《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8期。

　　陈德萍认为，建国初期中国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资源配置，加快了新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实现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型经济发展，在当时条件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高度集中计划手段人为扭曲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使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导致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加剧了农业和工业的二元进一步分离；资源配置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经济主体缺乏激励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致使国民经济在微观层面缺乏活力，短缺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常态现象。计划经济体制是在抑制价值规律要求的前提下的粗放增长模式，这种以低消费换来的高积累、以牺牲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益为代价换来经济增长的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显然是低效率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逐步成为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障碍。陈德萍：《论计划经济体制短期有效与长期无效》，《财政与税务》2002年第1期。

　　对于国史研究领域关于如何正确评价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朱佳木在多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虽有挫折、有教训，但更有辉煌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而且，无论教训还是经验，都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首先，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只是造成经济活力不足等弊病的根源，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如果把计划经济形容成“万恶之源”，似乎那一时期什么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则更是不符合实际的和有害的。其次，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并非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教训，它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当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并将会继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朱佳木较为全面地总结指出：不能因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否定当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不能因为肯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就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信号反应较迟、对基层和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束缚较多、对劳动者的激励机制较弱等弊端；不能因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计划调节手段对于弥补和抑制市场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的积极作用。总之，认识计划经济的由来和历史作用，不应当把它放在今天的条件下，而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应当把它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截然割裂和对立，而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朱佳木：《关于在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几点思考》，《理论前沿》2006年第21期；《正确看待建国后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成果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11期。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