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来的设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主张建国以后搞一段时间新民主主义，等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从1952年9月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改变了原来的设想，随后又正式确立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做出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历史抉择。对这一改变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进行了大量研究。可以说，研究形式多样、视角广阔。

　　一、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来看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作了三点阐述：（1）“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2）“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3）“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两极分化，要走互助合作道路，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一方面对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大，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页。 显而易见，这三点是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视角提出的。

　　从这个视角做出深入分析的，首先是胡乔木《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一文。他进一步提出，决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因素，一是“中国政府实行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关键”；二是“中国国营经济的日益强大”，国营经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它在经济恢复和生产力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和发展困难”，它与政府、国营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四是农业合作化。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352页。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把胡乔木讲的上述因素向生产关系变革上做了引申。该书指出：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已经积累的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以及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构成向社会主义改变的最初步骤，因而转变势在必行。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346页。龚育之回忆执笔撰写这一章时说：书中的这些论述，力图“写清楚过渡时期理论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写清楚提出和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段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参照了乔木同志文章的分析。”龚育之：《关于十七年：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进一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土改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治基础；二是国家已经掌握了重要工矿企业、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为有计划展开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三是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统一财经、稳定市场的过程中，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以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危害国家利益的“五毒”行为，引起人们的警觉，使尽快改造势在必行。四是农村完成土改后，部分地区发展各种生产合作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使对农业和手工业领导和扶持问题提到上日程；五是抗美援朝胜利后，必须争取有利时机，加快工业化的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国防，防患于未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217页。

　　李力安进一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随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管理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的、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构成了新中国领袖们实施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基本经济依据；另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构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强大推动力和政治保证。李力安：《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认识的认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期。

　　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客观存在。那么，其中哪些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呢？这也是理论界重点分析的问题之一。

　　苏星认为，两件事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作用”：一是经过稳定物价、“三反”“五反”和调整工商业，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二是1951年毛泽东支持中共山西省委逐步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表明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已经通过互助合作向社会主义过渡。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6页。

　　张启华指出，一个是生产力状况，一个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两点，始终是毛泽东考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则及实施时间长短的两个基本点。具体来说，“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实行三大改造”的原因是：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状况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农业生产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现代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已经水到渠成，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具备了应有条件。第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导致激烈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破坏国家工业化的市场环境，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以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技术管理落后、个体小生产扩大再生产能力极低，同国家工业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些情况反映出，在大规模开展的经济建设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与国家计划经济之间，个体经济的分散落后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张启华：《读懂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1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用了两章的篇幅（第七、八章，分别题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上、下），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书中指出，到1952年，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 一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二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营超过了私营，特别是经历了“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三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普遍地发展起来，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实际上正在悄然兴起。“这三个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反映到毛泽东头脑里，使他做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其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工商业公私比例的变化。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已经和正在逐步实现转变的集中反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1页。

　　李捷也认为，从1952年9月24日的讲话看，“毛泽东的这一变化是由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引发出来的”，而“一个是公私比例关系的变化；另一个是‘五反’运动以后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变化。这两点对于毛泽东开始考虑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李捷：《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及其历史意义》，2004年4月27日《光明日报》。

　　笔者认为，以上研究重在表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了。

　　二、从理论认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