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理论认识来看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部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毛泽东的杰出理论贡献。1988年11月于光远在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点，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要建立一个既要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又要允许资本主义也有一个相当的发展的历史时期。” 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后来，于光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中，又对这个基本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还不是一个完美蓝图。石仲泉概括了其中四点“罅漏”：一是“两个革命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的模糊性”，二是“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的二元论”，三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认识的不确定性”，四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短暂性”。石仲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某些不明晰和不确定性，如把它理解为“新资本主义”，使毛泽东在贯彻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时，不能不将它加以改变。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项东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足概括为独创性、短暂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认为这些特点的综合作用影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在建国后全国范围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当它在建国后很快消失时，人们（至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并不感到突然。项东：《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特点新探——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断原因的另一种解读》，《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2期。

　　郭德宏认为：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些特点，导致人们“过分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而没有充分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即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就像把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样。既然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当然就可以很快地加以改变了。”郭德宏：《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1期。

　　除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不足之外，不少论者还认为，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也同对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上的某些偏差有关。石仲泉指出，经过同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与斗争，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相对地说，也就过重估量了其消极作用，忽视了其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明确提出改造、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表现的认识，是毛泽东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郭德宏认为，“‘五反’运动，揭露出资本家那么多罪恶，使人感到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好处，全是坏处，应该尽快地加以消灭。这也是导致认识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郭德宏：《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1期。

　　不少论者还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上作了分析。逄先知、李捷在评述了毛泽东对中宣部《宣传提纲》的修改后指出：“毫无疑问，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主要的经济基础。问题在于‘唯一’二字。历史证明，根据这种观点制定的政策，并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认识带有当时历史的局限。大体上也是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观点。”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胡绳也指出，当时以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拒绝；又以为，只有按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就应该拒绝。”“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8、121页。后来，胡绳又提出，毛泽东这种带有历史局限性的认识也同他“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有关，这一观点引发了一次比较广泛的讨论。不少学者对这一讨论做过专门评述，如郭德宏：《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民粹主义的争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论稿》；李志光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民粹主义研究述综》，《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陈述：《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年第4期；孙学文等：《关于毛泽东是否犯了民粹主义错误的争论概述》，《党史文汇》2000年第5、6、7期。

　　另外，不少论者还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上分析这一转变的成因。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强调“总路线也可以说是解决所有制问题”，表明他在思想方法上“由过去重视生产力标准，转为更倾向于生产关系标准”。庞松：《八大前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坐标》，《党的文献》2007年第1期。也有论者认为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以“我们的力量”和“力量对比”为尺度来决定政策。王也扬：《历史地看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及其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1第3期。石仲泉指出，毛泽东哲学观点上的变化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理论依据。石仲泉：《我观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笔者认为，以上几点重在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但是，当时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上，以及在形势的分析上，都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不无关系。

　　需要说明两点：一、当时在实践上对民族资本主义作用的估计，还需要结合这一时期的经济史进行具体分析。二、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唯一”基础的认识，基本来自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民粹主义”是指那种“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思想。胡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未想过要“跳过工业化”，他只是根据当时的条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而这是不能用“民粹主义色彩”来解释的。

　　三、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