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观点与分歧研究述评

　　1. 关于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原因

　　观点一：毛泽东的对美斗争策略。金门炮战爆发后几十年里，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是：金门炮战的爆发是由于毛泽东对于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回应谢显益：《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136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是为了反对1958年7月美国军队出兵黎巴嫩，支持中东人民的反美斗争；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准备“反攻大陆”。谢显益：《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193页；《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68～69页；刘金质：《冷战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51页。中国大陆学者的许多研究文章，基本上从不同角度支撑论证了此观点。如：廖心文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证毛泽东的谈话认为，“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廖心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陶文钊则将炮击金门的原因进一步归纳为：“以炮击牵制美国，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侵略斗争”，“以打促谈，推动中美关系的进展”，“摸清美国军事战略的底牌”，“反对美国‘划峡而治’，使台湾与大陆分离永久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肖元恺认为，毛泽东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试探美台关系的巩固程度，打击美国搞“两个中国”的活动。肖元恺：《百年之结——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关系的历史透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宫力认为，炮击金门的行动是试探性的、有限度的，但在政治上、外交上却有战略方面的考虑和效果，而若再“适当的顶美国人一下，也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至少也可以增加日后进行谈判的筹码。从这个意义上讲，炮击金门与中国最终要达到缓和的目标并不矛盾”。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形成与中美关系之间的较量》，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张小明等人认为，毛泽东炮轰金门的动机是在“侦查美国人的决心”，侦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条约中没有明文规定的金门和马祖，看“美国人是否愿意把这个包袱背上”，但“在宣传上主要针对美国到处侵略”等。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289页；冈栋俊、陈友：《美国对华政策5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4页。

　　观点二：新中国的革命外交思想与第二次台海危机。近十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与新中国外交转向革命外交有关。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456页；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54—1960）》，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33页。如旅美学者郝雨凡认为：“从1955年起，中国逐渐放弃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二元’式战略思维，转而开始采取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也有学者引用张闻天在1958年2月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谈话：“斗争是决定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是相对的，暂时的”，张闻天：《在布拉格使节会上的最后发言》，《张闻天文集》第4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方针向革命化发生转变。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在支持这一观点的论著和文章中，杨奎松认为，在分析1958年炮击金门的原因时，过去过多强调了感情色彩因素，“忽略了当时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即美国有意中止与中国之间的大使级会谈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心理刺激，和‘大跃进’对毛泽东心态上转趋亢奋的影响”。结合1958年7月的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的接连发生，“今天的学者们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分别孤立地来解释它们，很少注意到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关系”。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修订版）前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页。陈兼也认为，1958年“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围绕着‘大跃进’而急剧激进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及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大幅度‘左’转，（中国的内政外交）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兼：《革命与危机的年代（1958—1960年）》，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戴超武认为，此时的新中国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这与在国内经济建设上提出的“大跃进”口号是有共通的。戴超武：《第二次台海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253页。江英与孔寒冰都提出，新中国炮击金门、中印边境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由整个国际局势引起的，台湾得到美国的支持，印度受到苏联的怂恿。这两件事都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若究其深度原因，则是因为中苏就和平共处内涵的不同解释。江英：《5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601页；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279页。

　　2. 对金门战局演进的不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