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过程：第一阶段，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这个阶段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初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86年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在1986年及以后全面展开， 出版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书。第三阶段，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1989年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相关研究处于缓慢的阶段。第四阶段，从1991年到现在。在这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调整后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也随之逐渐深入和展开，产生了比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多的文章和论著。这些文章和论著较前期也发生了新变化：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的多样；学科的交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而引起的反思在前阶段是未曾有过的；同时也比较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理论工作者着重围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内容、目标、中外政治体制改革、原则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

　　较多论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作了整体而全面的宏观概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需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等。但沙健孙教授提出，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空点不只是一个，如198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6年更多地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作为着眼点提出问题的。沙健孙：《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林川等学者也提及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林川：《试论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学习与思考》1994年第3期；王臻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论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4期。熊刚也谈到： 原来政治体制改革是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的，着重解决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89年后，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民主团结和社会稳定。熊刚：《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和走向》，《理论探讨》2001年第6期。

　　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1.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路径

　　崔之元、陈庭忠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自上而下，动员加压力的改革路径。赖海榕整理：《一项大有可为的研究项目——中国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课题报告研究会综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6期；陈庭忠：《理性选择与中国的渐进政治改革》，徐湘林主编：《渐进政治改革中的政党、政府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李景鹏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自下而上的不行。季相林对此阐述：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季相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述评》，《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有学者则更倾向于两条路径的组合。主要是从上至下，但要由下而上的积极配合，因为改革既要谨慎、稳妥地进行，又要发扬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高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 渐进性式的改革路径

　　国内外学者认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并从不同的视角论述渐进性改革路径。过渡经济学者通过中苏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得出渐进式改革优越于激进式改革的结论。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演进主义者认为，渐进式改革既能适当保留现有的制度，又能鼓励新体制的发育与扩张。张军：《过渡经济学：我们知道什么》，《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5期。从改革成本和收益的理论进行分析的学者认为，渐进式改革是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樊纲：《两种改革方式与两种改革成本》，《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林毅夫等强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即着眼于扩大可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使人们普遍受益，而不去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郑永年从改革政治学角度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个通过试错不断取得进展的过程，表现出渐进主义的特征。郑永年：《政治渐进主义：中国20年改革的政治经验》，《第三世界季刊》1999年第6辑。

　　3. “费边式”路径

　　邓集文把渐进式的路径叫做“费边式”，即将改革内容分成相对独立的若干项，分期分批加以实施，与“闪电式”相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选择“费边式”，在某些问题上选择“闪电式”路径。邓集文：《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费边式”战略》，《思想战线（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笔者认为，“费边式”与渐进性路径同是一个道理，即强调改革的步骤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密切配合的改革路径使改革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大部分学者认为：（1）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2）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3）精简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克服官僚主义，强化监督机制。（6）加强法制建设。王臻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论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4期。另有学者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1980年的迫切任务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问题。1986年再次强调党政分开，还要求权力下放、精简机构。1987年以后着重是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加强法制建设等内容。张雨虹：《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述论》，《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连俊沛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标，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标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连俊沛：《坚持和发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新视野》1999年第1期。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造就真正适应现代经济的人。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页。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有些论著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决策科学化，政治法制化，监督体制化。谭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2页。余汉熙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归纳为：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余汉熙：《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岭南学刊》，1994年第4期。也有研究者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余汉熙说的只是长远目标，还应有近期目标：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调动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6～147页。

　  另有论者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即邓小平设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近期目标：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安咏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前沿问题》，1999年11月3日《北京日报》，第10版。

　  再有论者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个系统，它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较为紧迫的具体内容，基本政治前提和原则，本质特征，根本目的。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

　　五、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