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5月大讨论开始,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资料就已开始收集和整理，研究文章也已在报刊出现。大讨论离今天已近30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一、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发生的原因问题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发生的原因，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是因为当时有人提出“两个凡是”错误观点而引起的。魏俊章：《“真理标准讨论”与邓小平理论》,《理论与当代》1999年第2、3期合刊。这种观点比较笼统，没有深入探讨大讨论发生的本质的，或者深层次的原因。

　　第二种观点认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当时拨乱反正的需要。当时个人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最高领导权又掌握在执行“左”倾错误思想路线的人手里，因而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阻力重重，所以，必须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启蒙，促使其思想得到解放。一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经过认真思索，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实践标准，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导致了一场大讨论，打开了拨乱反正的局面。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概述》,《拨乱反正·中央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客观上自近代以来就面临着思想启蒙的任务，但由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有时其他的任务会冲淡这个主题，但它一直是存在的，并且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相当麻烦的历史课题，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会以种种方式表达出这一历史主题的影响。从具体处着眼，真理标准讨论运动作为十年“文革”的反动，当然要匡正它的积弊。真理标准讨论客观上担当着这一历史使命。郭继成：《对真理标准讨论运动意义的再认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实践标准讨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首先从理论本身来看，长期以来理论界对实践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准确的理解，仅将实践看做认识论的范畴而不将它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最基础的理论和最重要的基石，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行动的指南变成了僵化、封闭的理论教条，因此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权威并使之成为行动指南，冲破理论上的僵化、封闭的思维定势，实践标准讨论就有其理论发展的必然性；其次，从理论的现实性看，理论被承认和接受与理论被始终贯彻于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是背离的，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经学独断论和复古主义、教条主义的思维传统，严重影响了人们制定认识事物是非曲直的标准；最后，从当时的现实看，“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中国急需拨乱反正，但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冲突日趋激烈，于是历史和逻辑地引发了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陈晓龙：《论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笔者认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发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结果。当时中国社会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了不少弯路。历史发展到那个时段，必须经过一次转折，才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正轨上来，并得到健康发展。这就是其发生的内在动力，也是符合人民意愿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但这个转折到底如何发生，以什么方式为突破口发生，这就具有事物发展的偶然性了。正好当时党的最高领导者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坚决批判“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就以此为突破口而展开了。

　　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起止与分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