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一三”事件对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社会民众带来深远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林彪曾被誉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泽东给予了他无限信任，他的叛逃对毛泽东个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事件无疑也给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大管家”周恩来个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1.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身心健康受到很大伤害

　　逄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1949—1976)》、汪东兴的《汪东兴回忆》、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一致认为，毛泽东对林彪叛逃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林彪的叛逃对毛主席个人的打击无疑是很大的。“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造成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更是沉重的。甚至有人认为：“林彪事件可能使毛泽东大伤元气，缩短了数年生命。”［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在1971年至1972年的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震动。这一事件对作为军队统帅的毛泽东更是沉重打击。”同上书，第423页。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在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等书中指出，事件的发生也使周总理在身体和心理上都受到了沉重的伤害，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2年5月，总理被确诊患了膀胱癌，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莽东鸿对事件的影响有一个总结性的论述，其中指出：“使毛泽东、周恩来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没过几年，两位巨人便先后辞世。”莽东鸿：《“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党史博览》2003年第4期。

　　2 . “九一三”事件引发社会民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为历史转折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学者认为，事件发生后，广大人民群众被扭曲的工作、生活方式日渐趋向理性。莽东鸿研究发现，“九一三”事件对包括被罢官、“靠边站”以及被监护、蹲牛棚甚至被关监狱、劳改农场的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等普通民众的影响十分明显。人民群众的主要反应是对事件本身的震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对前途的希望，主要表现在为“突出毛主席”，摘掉了“林副主席”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停了，也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了，戴毛主席像章的人也逐渐减少。“其直接后果是部分干部全中开始觉醒，‘四个无限’、‘紧跟’开始大打‘折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走入下坡路。”莽东鸿：《“九一三”事件消息的传播》，《党史博览》2003年第4期。学者们还认为，事件发生后，社会阶级斗争政策趋向缓和，为后来社会转变奠定了一定基础。“中央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趋向缓和，许多被关押在监狱、监护所、牛棚或被监督劳动的干部以及知识分子被解除监禁、管制，并被陆续启用（而被怀疑属于‘林彪集团’的人，则受到广泛清查）。”同上。在五年“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国家民主、法制和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党的领导权威更遭到严重削弱。经受“文化大革命”考验的基本法律制度开始出现生机。林彪集团的粉碎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显示了党、人民和军队不容许这类事件的发生。林彪事件促使许多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对个人崇拜进行反思，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与日俱增。当时的人们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已经对政治运动产生厌倦心理，毛泽东在人们中的威信也有所降低。从这一点来看，“九一三”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事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势迅速增长的另一个反革命集团“四人帮”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曾为了实现各自目的而相互吹捧、相互利用，后来矛盾逐渐激化，两方便相互倾轧。陈立旭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关系始末》中指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土崩瓦解，而江青一伙的力量却在批林整风当中大为增长，掌握了党和国家更大的权力。”陈立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关系始末》，《党史纵览》2003年第1期。“但毛泽东也发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注意抑制他们的权力，始终没有把党和军队的实权交给他们，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同上。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