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结束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和重点。从整个学术研究的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轫阶段，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5年底结束。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刚结束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从政治上对“文革”进行总体反思，给“文革”予以定位。第二阶段是活跃阶段，从1986年至1995年。这一时期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开始从政治化转入学术化，从一般性的总结深入到对社会历史背景的深层次探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整体水平较第一阶段有所提高。这一阶段“文革”起源研究的开展，有着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历史镜鉴的现实动因。第三阶段是深入阶段，从1996年至今。“文革”结束20周年以来，在学术界的整体努力下，同时由于国内学术气氛的日益活跃和西方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呈现了系统性、广泛性、深入性、学术性的研究特点，水平较前两阶段有了明显提高。更有学者对“文革”起因的研究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把“文革”的发生纳入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去阐释。

　　一、主观动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1. 思想认识缘由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对“文革”的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1)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做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157页。陈东林指出，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革”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陈东林：《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极力主张在中国消灭资本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并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晚年基于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严重认识偏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而这些认识的偏差和这个目标的追求，正是他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叶昌友：《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魏宪朝撰文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了“文革”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魏宪朝：《试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有研究指出,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参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石仲泉《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等文，载于《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参见林蕴晖：《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杜蒲：《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等文章，载于《回首“文革”》(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3）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建国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革”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青山：《毛泽东的晚年忧患和文化大革命》，《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毛泽东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其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革”，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连儒来：《毛泽东的理想世界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 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文革”当做“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42页。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建国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魏绍馨：《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革的历史反思》，《齐鲁学刊》2005年第5期。

　　3. 实践决策失误

　　有论者认为，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革”发动的原因之一。还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认为“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毛泽东想通过“文革”，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严波：《我国理论界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报》。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文革”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争鸣》1989年第1期。

　　4. 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断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区分“两个个人崇拜”、“两个反个人崇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王年一：《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由来》，《红旗》内部文稿第30期。有的学者认为，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邸彦莉：《“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４期。

　　另外，由于制度问题的缺陷，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革”，任何人都阻止不了。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

　　正如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个交互作用”(“‘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观点认为:“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二、直接动因：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