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层根源：社会历史原因

　　1. 历史缘由

　　一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影响。有论者指出，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余伯流：《“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争鸣》1989年第1期。另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没有大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理想这些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革”的发生埋下祸根。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3～254页。反对意见认为,封建思想残余在我国现代社会思想领域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的个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与“愚忠”相提并论。张化：《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将“文革”的发生简单地归因于封建主义，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

　　二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发展。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席宣、金春明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做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革”的泥潭。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胡绳指出,“文革”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有论者从建国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探讨“文革”的起源。“文革”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郭艳：《大跃进中的政治变迁与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最终与“文革”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者发动的重要突破口。杨凤城：《评建国到“文革”前的“文化革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 社会心理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心理学引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主要是从毛泽东的领袖心理和群众心理来探讨的。

　　从领导心理学来看，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文革”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文革”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 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革”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廖雅琪、朱霁青、景怀斌：《“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心理学分析》，《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4期。有学者从领导或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了“文革”的发生，高鉴国、李芹：《“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邸彦莉：《“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还有学者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毛泽东的诗词入手，对毛泽东“文革”前的心态进行了探讨，以揭示“文革”发生的原因。李正春：《毛泽东“文革”前心态研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刘小枫引进西方社会学中的“怨恨理论”来解释“文革”，客观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对“文革”的态度和响应。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另有学者通过“文革”时期群众变态心理的剖析，指出正是这些变态心理引爆了“文革”。路宁：《“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变态心理剖析》，《争鸣》1989年第２期。有学者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指出,“文革”的扩大化主要是由于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之间的交叉作用。黄岭峻：《集体行动的易感性与自主性——关于“文革”运动扩大化的政治心理学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