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目前党史、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特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也有与此不同的看法。如郑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过程与体制性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孙东方、李伟:《1957年至1962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研究现状及文献资料有:1968年,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和弗里德里克·泰韦斯(Frederick C Teiwes)合著了《“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一书。林小波:《“四清”运动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1975年,鲍姆出版专著《革命前奏:毛泽东、党和农民问题(1962—1966)》。李海红:《论20世纪60年代农村“四清”运动——以河南省开封地区为例》,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论文。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写组撰写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这是国内最早的一本研究社教运动的相关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一批中共中央文献、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给社教运动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有:在全部研究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1985年出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以下简称《注释本》),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1990年在中国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992年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上有巨大的影响。其他的绝大多数研究基本上是在学习、参考、引用这些著作的观点和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有少部分研究得出了独创性的观点。
一、关于社教运动的起因和目的
《决议》没有明确讲社教运动的起因和目的的问题,但它提到了“阶级斗争”、“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三个关键概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注释本》认为:社教运动的开展是同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估计、对党内意见分歧的判断,有直接联系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363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新增加了: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李维汉所谓“向资产阶级投降”的问题。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提出:“对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直是毛主席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6页。把“四清”运动同1957年以来的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联系起来。
《刘少奇传》对以上原因补充了若干档案材料,但没有提出新的观点。
《毛泽东传(1949—1976)》把重点放在了“反修防修上”,但强调,第一,这是在重提阶级斗争之后;第二,毛泽东在指导社教运动的同时,也在指导中苏论战,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推进。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9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指出,社教运动的起因是“毛认为革命同时受到了顶层和基层政治组织的反对力量的威胁”。[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是另一种看法:社教运动的起因是为了“反击中国政治生活官僚主义化的尝试,要改变毛泽东主义者谴责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他们认为这些社会经济政策正在造成新型的资本主义),要恢复党内和整个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觉悟”。[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高华认为,“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只是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高华:《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二十一世纪》第60期。伍小涛认为,“四清”运动其起因与当时社会的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有重大的关系,可以说,它是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相互冲突的结果。伍小涛:《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冲突:四清运动的发起》,《贺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翁笑冰从体制的角度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中国社会开始形成的政企合一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乌托邦理想的一种尝试,是“亚细亚”公社制度的一种变形,“四清”运动的兴起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体制性的矛盾。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二、关于社教运动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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