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社教运动的起止时间

　　《决议》认为社教运动的起止时间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注释本》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社教运动的开始时间是1963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在结束时间上则没有明确，但都是用1966年春的同一个统计资料作为结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多了一句话：社教运动“历时三年多”。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开始时间与上两书相同，但结束时间是到“1966年下半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结束，历时近4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5页。

　　《刘少奇传》开始时间说得比较模糊，也没有提结束时间。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44页。

　　《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社教运动在个别地区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忙于繁重的经济调整工作，绝大多数省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闻风而动地搞起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9~1310页。另外，《毛泽东传（1949—1976）》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一段话：“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9页。杨尚昆在日记中记下：“社教从十中全会开始”。《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2页。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社教运动时，在时间上与毛泽东的说法可以衔接：“我们国家在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春，先后在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农村整风的实验已于十中全会后在选定的点上进行。”［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另外，翁笑冰认为社教运动开始于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与预演》，《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魏维钧将1963年5月杭州会议的召开作为“四清”运动的起点；魏维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评述》，《党史研究》1984年第6期。栗守廉、仲乙禄认为社教运动应该从1962年冬算起，1962年冬到1963年5月杭州会议的召开，为“四清”运动的准备阶段。栗守廉、仲乙禄：《四清运动述评》，《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结束时间都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三、社教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演变与分歧

　　《决议》没有说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错误，也没有涉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

　　《注释本》在论述刘少奇主持修订的“后十条”时，注明是“经毛泽东批改的”，关于这个说法，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中有很大的澄清。然后指出：“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认为：“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调整，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在方法上“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撇到一边”，“抽调大批工作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且要采取类似土地改革运动中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法”。毛泽东主持修订的“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做法”。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409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的那些方面外，还披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对刘少奇在社教中的错误进行了详细和具体的说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3~1122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分析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原因，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同上书，第1128~1130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还提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尖锐批评，“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情况，以及陈伯达在其间所起的不好作用有关。”同上书，第1132~1133页。

　　《刘少奇传》有两点提法值得注意：一是根据1994年6月18日王光美在审读《刘少奇年谱》的一则回忆认为，刘少奇提出“根子在上面”的问题“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55页。二是引用的一则史料披露，在刘少奇准备修改《后十条》前，田家英曾经问过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田家英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同上书，第959页。《毛泽东传（1949—1976）》（下）也引用了后一条材料，但是加了一句话：“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第1352页。

　　《毛泽东传（1949—1976）》新增加了这样几点：“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2页。“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同上书，第1354页。该书还披露，毛泽东向参加华北学习会的同志征求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大家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当场打电话给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后来研究这件事的会上，毛泽东虽最终同意文件下发，但“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同上书，第1355~1357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毛泽东对于实施《后十条》修正草案有三点意见：第一，修正草案把抨击的目标从修正主义缩小到了贪污腐化。第二，修正草案给予干部的处罚过于严厉。第三，修正草案导致强迫公社接受庞大的工作队，而不是动员群众自己去开展运动。总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曲解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不再是宣传毛关于修正主义的看法的手段，而是已经成了相对来说粗暴地在农村党组织中重新强化纪律的一种尝试。”［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页。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特别强调了运动方法上的分歧：“刘少奇、邓小平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强调农民应当有自己的组织，而是强调党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由上级机关纠正基层干部的错误，然后继续领导和教育群众。”［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对毛泽东、刘少奇产生分歧的原因，张素华提出了新的观点：一是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搞调查研究的办法过时了。二是刘少奇在谈过去一年的社教时，肯定较少，否定较多。三是刘少奇与江渭清之争。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王艳元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包产到户、社教对象、运动方式方面存在分歧。王艳元：《毛泽东在60年代社教运动中的思路转变研究》，《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刘庆旻认为，一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毛泽东突出强调“政治挂帅”。二是“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始终将农村“四清”、城市“五反”与狠抓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三是从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来看，它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继续。刘庆旻：《试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转变》，《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肖冬连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那么大，那么激烈，还与“一线、二线”体制有关，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就“暗下倒刘决心”。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9~1100页。刘源、何家栋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对阶级斗争对象有不同认识。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9页。

　　四、社教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