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本文所说的庐山会议，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作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庐山会议更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经过近30年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庐山会议实录》、《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彭德怀传》以及《张闻天传》等。这些成果围绕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转向原因、彭德怀错案铸成原因以及庐山会议的后果和教训等方面，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

　　一、关于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

　　关于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庐山会议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前期是纠“左”，后期是反右。这是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观点。《毛泽东传（1949—1976）》指出：“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使庐山会议由反‘左’转到反右”。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页。《朱德传》指出：“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30页。《彭德怀传》中写道：“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严厉批评彭德怀，突然转舵，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张闻天传》也写道：“毛泽东这一篇讲话（指7月23日讲话——引者注）使大多数与会者都感到无比震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庐山上的争论竟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本来纠‘左’的会议，一下子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反右。”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还有许多学术论文持这样的观点。如一篇文章认为，庐山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从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会议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反右，集中批判所谓彭德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毅：《庐山会议转向原因的探析》，《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另一种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始终是以反右为主。持该观点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从当时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来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一个公报两个决议来看，根本没有提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防“左”反“左”的问题。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但并非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纠“左”，而只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其次，从当时舆论宣传来看，始终未提到纠“左”或反“左”的问题，而是一再强调反右。庐山会议召开前后，中共中央印发的材料，主要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到反“左”的问题。庐山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印发的三次记录稿，没有一次提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反而肯定“三面红旗”，并由此而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因此，说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缺乏根据。再次，从贯彻“三面红旗”的方式来看，是“左”而不是右。最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左”而不是右。当时的“左”是严重的，而庐山会议只字不提“左”，怎么能说是反“左”呢？正因为庐山会议是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所以才把积极反“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任全才：《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不少研究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仝祥顺针对“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的观点指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而且同时在思想上提出了纠“左”的观点。尽管在纠“左”的同时继续反右，致使纠“左”并不彻底，但决不能用纠“左”的不彻底来否定不彻底的纠“左”，而得出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反右的结论。针对认为庐山会议上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讲话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观点，仝祥顺指出其根据是不够充分的，文章的论据多是摆了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反右的事实。会议转向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党的决议都是继续反“左”、纠“左”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纠“左”的步子比前段迈得更大一些。而对于认为彭德怀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原因是由于庐山会议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的观点，仝祥顺指出这种分析是牵强的，也把问题简单化了。他认为真正原因是在纠“左”的同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必然反映。仝祥顺：《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4期。

　　李继华针对“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的观点，指出这句话未免过于武断。且不说在这一期间毛泽东有过许多虽未明确讲到、实际上却主张纠“左”的论述，即使拘泥于纠“左”、反“左”之类的字眼，也不能说“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针对“庐山会议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但并非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纠‘左’，而只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这一说法，李继华认为庐山会议固然未“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进行纠‘左’”，但也不“只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一些指导思想问题；即使是对“工作方法问题”的解决，也带有纠“左”的性质。另外，李继华指出，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实际材料来看，庐山会议前期还是多次涉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说庐山会议期间“没有一次提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未免过于武断，以此来否定“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更不妥当。庐山会议前的“主要新闻报道”在导向上也是努力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说庐山会议前“主要新闻报道都没有提到反‘左’的问题”，不符合历史实际。李继华：《也谈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滨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也赞同庐山会议后期是反右倾，但认为庐山会议前期既非以纠“左”为主，又非以反右倾为主，在主张纠“左”的力量和主张反右倾的力量的对立交锋中，二者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会议前期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持该观点者的理由是：第一，从庐山会议前期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是讨论毛泽东7月2日的讲话，还是议论彭德怀的信，在两种不同观点的交锋中，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一边倒的形势，两种力量彼此难分高低，不相上下。第二，从毛泽东个人的态度看，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之前，在会议的反倾向问题上，在纠“左”和反右倾哪个为主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明他本人的态度。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既不是要继续纠“左”，也不是要转向反右倾，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大家的认识，安排好今后的工作；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庐山会议前期仍处于矛盾之中，所以在反倾向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表态。正是由于会议前期毛泽东的这种不明确态度，影响和决定了7月23日以前两种意见的势均力敌和不相上下，决定了会议前期的不明显的倾向性。王德木：《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4页。这是对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做出的正式结论。庐山会议前期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就是继续纠“左”，而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转为反右。

　　二、关于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