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探索中所犯的主要错误问题
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同时，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失误进行了总结，主要集中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四个问题上。研究者认为，“就毛泽东个人来说，许多正确的理论、思想和重大决策，一般都由他提出，其他领导同志的正确思想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得以提出和贯彻的。许多错误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一般也是他提出的、决策的，其他领导同志也表示赞同或没有公开反对，而且也提出过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关于这一点，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央犯错误无疑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但不是一个人负责，而是集体负责。”黄少群：《略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1. 关于“大跃进”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进而提出“大跃进”。此后，伴随着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以及“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运动的高潮。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叫停。有学者认为，“‘不断革命’的理论是在1958年初提出的，当时中国正要发动大跃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是另一次革命。毛希望通过大跃进使中国由不发达状态达到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澳］尼克·奈特：《毛泽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大跃进’完全背离了八大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贺力思：《从“八大”到“十二大”：当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全面总结》，《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2. 关于人民公社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的由来，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与总路线既有着内在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在‘左’倾的指导思想不断滋长的情况下，逐渐背离了总路线中的正确思想，发展了总路线中的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思想，具体化为方针政策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明了这种联系。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总路线的产物，是有了一条总路线才发动了一个大跃进，才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总路线既包含了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部分初步成果的正确思想，又有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主义‘左’倾思想；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则是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主义‘左’倾思想的具体化，已经发展成为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孙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评价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3年第3期。
3. 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开端。也有学者认为，“一九五七年初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判断失误，是我党对阶级斗争认识上失误的开始。”宋仲福：《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失误是从知识分子问题开始的》，《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许多研究者指出，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从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到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从提出某些重要观点，到成为形态完备的理论体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呈梯级式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对经济建设的干扰也在不断升级。对于为什么会出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有学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背离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三者统一综合运用的方法”。杨亚利：《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成功与失误探因》，《理论学刊》1996年第6期。
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理论的后果及教训，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恶果，“只有认真分析17年中的‘左’倾错误，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由来”。龚育之：《关于十七年——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 关于“文化大革命”
研究者普遍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提出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也是必须和正确的，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但是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对党和国家做出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估计完全背离了客观实际，因而使他的探索给党、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薄一波指出的，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因而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大错特错了”。薄一波：《就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的业绩薄一波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问》，《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沉痛教训，“但是，我们切不可因此而抹煞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功绩。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失去了源头；没有毛泽东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和经验教训，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会摸索很长的时间。”龙平平：《伟大探索五十年：论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1999年9月20日《中国青年报》。有学者认为，“10年动乱期间，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从1967～1976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仍然达到68%。这些事实说明，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主要方面来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有林：《略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思考》，《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许多学者根据大量的资料指出：应当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及实践应当根本否定，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情况则要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总之，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过程，既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重大战略思想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着众多内在联系，今后应该更加关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巡视员，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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