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高岗“里通外国”问题

　　在“高饶事件”处理完毕近两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398页。1955年3月毛主席与尤金谈话，进一步说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何祚康编译：《毛泽东谈高岗事件》，《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参加过处理高饶事件的杨尚昆指出，高岗为了攫取更高权位，曾处心积虑讨好苏联，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自己。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柯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了很多高岗提供的“情报”，斯大林指名赞扬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薄一波的《新中国的建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一文和马畏安的《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都谈及此事。毛泽东访苏使他对高岗的“里通外国”产生了警觉，促使他下决心彻底解决高岗问题。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高岗为例严肃地提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作为警钟向全党敲响。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31页。当代一些学者认为尽管迄今尚无确切材料证实科瓦廖夫报告中的有关内容是高岗提供的，但从高岗“同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关系极不正常”的表现以及报告中褒扬高岗而贬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说法上，不难推断出高岗与此报告的密切关系。张树新、费迅、姚天皎：《也谈“高饶事件”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揭露处理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上述说法被新近公布的国外历史资料进一步“印证”。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续集中透露了他所了解的有关高岗的情况。他写道：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很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380页。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1～2期刊登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科瓦廖夫说：在1949年7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高岗说，他建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十七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刘少奇非常愤怒。回住处的车上，刘对高进行了猛烈的指责，高则予以顶撞。刘用密电要把高召回。高对我说，想用秘密的方式把中共领导层的情报告诉我。斯不同意我听，另派了人去听。《俄罗斯历史学家、汉学家塞格·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专访》，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1～2期。

　　李海文的《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一文，这样记录了师哲对科瓦廖夫的批驳。师哲答：科瓦廖夫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刘少奇和斯大林的会谈。“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高岗提前回国，这在出国前就定下了，而且是高岗自己提出来的。……他说工作忙，离开时间长不好。所以刘少奇到工厂参观、座谈他都未去，提前回国了。”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毛泽东访苏真实记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高岗生前的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认为，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卡瓦列夫）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事实并非如此。那是在1947年与1948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洽。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1953年6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正是高岗，翻译是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在高岗事件中未被毛泽东公开点名，但被认为高岗与其关系密切的前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在1990年出版专著，为高岗事件进行辩护。列多夫斯基表示，自己在与高岗朝夕相处的两年多时间里，高岗从未说过半句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话。［俄］列多夫斯基：《高岗、饶漱石事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90年版。

　　由此可见，科瓦廖夫等外国人所谈的高岗的情况真假混杂。有关高岗“里通外国”的问题仍存在许多疑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高、饶“反党联盟”和“反党集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