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今天开幕了。这是一次检阅研究成果的年会，交流研究经验的年会，开展新的研究任务的年会，很有意义。我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认真、勤奋研究国史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下面，我就研究国史谈一点体会。

　　新中国成立已经58年了，这是历经艰辛、很不平凡的58年，是在曲折中前进并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58年，是创造、积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经验的58年。这58年的历史需要深入研究、认真总结，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前进，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研究国史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8年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探索中进行的，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是一穷二白的基础，既有工作好坏的得失，又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现在有些人肆意歪曲新中国的历史，不仅否定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而且也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成就。他们攻击的矛头对着共产党、对着毛泽东、对着共和国。有人公开讲，“马列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了”，甚至说“共产党没办什么好事”；有人公然写文章反对科学社会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打着维护新中国、维护改革开放的旗号否定我们整个国家。这些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刚才佳木和启华同志讲了，研究国史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又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关系着兴邦治国，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不仅历史的经验如此，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是很生动、很现实的活教材。苏东剧变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2003年我到俄罗斯访问，同久加诺夫和其他一些俄共中央领导人座谈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那么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失败有什么轨迹可寻？久加诺夫和在座的俄共领导同志不假思索地回答：苏联的演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苏共20大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不久又提出了全民党、全面国家的理论，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他们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们应当深思。

　　这次年会采取综述的做法，形式新颖，内容充实，是很成功的研究方法。研究国史、党史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把各种观点加以综合，反复分析、比较、鉴别，从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今天参加大会的，我年龄最大。虽然长期是一般干部，在地方工作，对全局缺乏应有的了解，但新中国的历史毕竟是经历过的。我看了代表们提交的综述材料，比较系统，比较翔实，很受启发。新中国的前29年，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建设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新中国运动很多，既有政治运动，又有经济运动，可以说各方面工作基本上是在运动中进行的，在运动中取得了胜利，也在运动中发生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对每一重大运动、重大事件，我们都应当进行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得出正确结论，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如何评价毛主席，评价新中国29年的历史，评价每次一政治运动，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发生的错误进行全面分析，科学总结，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否定一切，甚至歪曲捏造事实，只能造成思想混乱，甚至带来严重恶果。例如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都应实事求是地分析。有人说在“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运动中，把大批农村干部打成了走资派。就我所在的地区来看，“二十三条”之后的“四清”要比第一期“四清”稳当、扎实，处理的人也少得多。对学大寨运动，有人说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农田水利建设破坏了生态环境。某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是事实，也很难免，但毛主席提倡的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的革命精神，至于“大寨记工法”、“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是某些地区自己搞的。毛主席提出的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且提出了包括水、肥、土在内的农业“八字”宪法，粮、棉、油在内的“十二字”综合发展要求，这是很科学、很辩证的。当时突出粮食这个重点是完全应该的，但不搞经济作物，不搞多种经营，不抓林牧副渔，不办乡镇企业，粮食也不可能上去。当年，我遇到过一件事，有个地委要从农村提拔一位女青年当县委副书记，群众编的顺口溜是：“俺村出了个穆桂英，拔了茄子又拔葱，连他二大爷的都敢拔，六亲不认。”我说，这样的青年，让她在下面好好锻炼锻炼。群众生活有困难，在房前屋后种点茄子、种点葱，有什么不好？

　　再比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材料说，留在某地的几个知青生活困难，以此否定上山下乡。他们有困难应当帮助解决，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看到积极的方面。当年的知青支援农村，一来受到锻炼，其二对减少城镇就业压力也有重要意义。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就是当年的知青，在上山下乡中受到了锻炼。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对出现的问题要正视。

　　去年，我在长沙召开的第六届国史年会上讲，对新中国的经济，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要客观分析，好好研究。十年间国民经济是增长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有很大进步，国防力量有很大加强。期间，我们还经历了抗美援越、收复西沙群岛、珍宝岛反击战，直至三中全会后的中越边界自卫反击战等战事，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支援等，这要花很多钱，而且当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进步，能有这样的力量吗？所以说，许多问题都要全面客观地分析评价。

　　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的一个生产队，农民劳动一天的所得买不了一根冰棍。这样的例子也并不是假的，但是要把背景弄清楚。这样的生产队，全国有多少？全国当时有几百万个生产队吧，困难到这个程度的占什么比例？好的又占多少？最近我到黑龙江的一个村子座谈，我问他们这里当年一个工日多少钱？回答说是7毛钱。我感到非常惊讶，可他们说就是这么富。所以，不能把田家英反映的这个情况当成全国的普遍情况。田家英是奉毛主席之命去调查的。当年为了纠正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2年当成调查研究年。除他自己调查研究外，还组织了三个组，叫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当三个小组的组长，每组再选6个人，必须是精兵强将，再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最坏的生产队，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田家英到浙江，胡乔木到湖南，陈伯达到广东。上面只讲了最坏的一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样看问题怎么行呢？怎能得出正确结论呢？当年，毛主席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还专门重印了他过去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一篇文章，即《调查工作》（以后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分发给各个调查组。调查结束后，对于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总之，把这段历史很好地研究一下，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研究国史，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光荣。我认为，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首先要自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同一个事物，立场不同，看法不同，结论自然不会一样。

　　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密切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陈云同志讲过的一句话，对我们研究国史、党史至关重要，这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哪个人说的、哪本书说的，都不是金科玉律，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陈云同志是最讲实事求是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历史上很多史家都能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

　　第三，要坚持唯物辩证法。要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把现象作为入门的向导，入了门就要抓住本质。研究问题要注意循序渐进、突出重点，从专题研究入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第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占有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有些历史文件、会议材料、各地的报告、地方志要多看看，要找些老同志座谈，有些活材料要抢，这样才能避免片面性。

　　祝本届年会圆满成功，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进一步做好工作。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国史学会顾问 张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