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方针是全面计划、部署和指导平时与战时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是准备和实行战争的指导方针。本文将对我国军事战略的历史演变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但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军事战略判断不再局限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而是把重点放在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

　  （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并存，但战争可能性不大
　　 正确地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是制定军事战略的重要依据。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际上，一方面是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日益强大，世界人民和平运动日益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浪潮日益高涨，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执行其扩军备战的政策，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加紧拼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并支持和唆使台湾当局骚扰和窜犯大陆，千万百计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一条约既为美国干涉中国台湾作出了安排，又为美蒋在必要时共同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留下了伏笔。
　　 从国内形势看，一方面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国民党武装匪特基本被肃清，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已被削弱，经济恢复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人民解放军经过4年的建设，在步兵的基础上，建设了空军、海军和各特种兵部队，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中国的边、海防日益巩固。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将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时期。另一方面，潜伏的国民党匪特、地主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敌对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伺机配合国外反动势力颠覆破坏新生的革命政权。
　　 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国际局势发展趋向缓和，虽然帝国主义侵略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客观存在，但是战争暂时还不可能爆发。中国可以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虽然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中共中央、毛泽东从未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中国领导人认为，即使没有新的世界大战，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好战本性所决定，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为防止在有利的形势下产生麻痹思想，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资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两种领导方法》一文中再次谈到：“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那么一些疯子，他们会不顾人民的反对，硬把世界战争强加在人民的头上。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倾向于这么一个估计：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去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同年11月，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毛泽东强调：“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636页。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对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分歧不断扩大，以及苏联的大国主义行为，使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笼罩上了某些阴影，并一步步走向了破裂的边缘。
　　 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突然袭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首先就需要解决好制定战略方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