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关系恶化，中苏边境气氛紧张。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反击战。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企图乘大陆经济困难之机实现所谓“反攻大陆”的迷梦，多次派武装特务窜犯东南沿海。从1961年起，美国在南越不宣而战地发动了一场“特种战争”，并于1964年8月突然袭击越南民主共和国，扩大了印支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南大门。这时，举目四望，中国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
这种似乎四面受敌的严峻形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遇到过的。它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做好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准备。《周恩来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7—1768页。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毛泽东当时正研究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经验。他在同一位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好好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是教训。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战争打起来，没有强大的后方工业基地怎么行？这一焦虑时刻萦绕在毛泽东心头。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全国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集中在大城市。二是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7页。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更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还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战，打原子战争。1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又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从此，全国性的备战行动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展开了。
1969年4月，林彪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决不可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这就正式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军事战略方针。
“大战不可避免”、“战争正在迫近”的认识，使国防的军队建设长期以临战准备为指导思想，各项工作都纳入“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轨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种临战状态下，不断增加数量，扩大规模，一度成为世界上员额最多的一支军队。军队实行临战部署，在东北、华北、西北构筑了大量战略工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全国、全军长时间地处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
三、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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