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造成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因素，可以更好地说明大跃进决策错误的严重影响。
一、大跃进时期严重高估了粮食产量，采取了一系列错误决策。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有的公共食堂半个月就吃掉了三个月的口粮。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已经办有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吃饭的有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
（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
（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1960年9月谭震林给中央报告说，主要产粮区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四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40%缺乏零件和燃料不能开动，农民的小农具也缺乏很多，因为废钢铁原料都被收集炼钢，农具厂也改炼钢。10月山西省委也报告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只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女多男少，老多壮少。这些都造成粮食有一部分不能收获到仓。
（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内部发行)，1980年版，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
（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
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