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河中游的治理
淮河中游主要在安徽省境内,包括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之间的淮河干流和南岸淮南丘陵区及北岸淮北平原区各河流,其中以淮河干流的防洪和淮北平原区的除涝最难治理。这有历史和自然多方面的原因。从历史原因看,由于1128年(宋建炎二年)到1855年(清咸丰五年)共700多年的黄河夺淮,淮河干流下游河道泥沙淤高,失去入海故道,形成了洪泽湖,抬高了淮河干流中游的洪水位,使淮河堤防容易溃决,造成洪水灾害,而淮北平原排水不畅,造成内涝灾害。黄河夺淮期间,黄河多次在淮北平原泛滥,使淮北平原河沟都被淤废,水系紊乱,排水系统被破坏,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历了1938~1947年的9年黄泛,更加重了淮北平原河沟的毁坏,因而造成了淮河干流和淮北平原区“小雨小灾,大雨大灾”的多灾局面。
从自然原因看,在地理上,上游河南省的山丘平原来水,均需流到中游安徽境内。淮河干流来水,峰高量大;淮北平原上游来的客水,先占据了所有排涝河道,使本地区的主水无从排出,容易造成涝灾。在气象上,淮河流域是我国南北冷热气团经常交锋的地区,平均年降雨量为880毫米,时空分布极其悬殊。冬春季节常干旱少雨,夏秋6~9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的80%以上,且常以暴雨形式短期集中下降。这样,使淮北平原地区汛期上游来水压境,下游排水不畅,因而造成严重洪涝灾害。1952年汛期降雨量不很大,但中游安徽省受灾面积达1028万亩。王祖烈:《淮河流域治理综述》,水电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总编纂办公室1987年印,第201页。1956年汛期淮河发生大洪水,干流没有决堤,然而中游安徽省水灾面积达2356万亩,骆承政等:《中国大洪水-灾害性洪水述要》,中国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主要是涝灾。只有1950、1954年两年是淮北大堤溃决,造成重大洪灾,但淮河洪灾只限于沿淮低地,其他受灾面积主要还是涝灾。
治淮初期,对中游淮北地区的涝灾认识不足,对除涝不够重视,在治理工程中有重干流、轻支流,重防洪、轻除涝的偏向。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中游的治理主要着重于干流的防洪问题,而对淮北地区的除涝问题则重视不够。1951年4月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提出的《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即首次淮河流域规划,也存在同样的缺点。当时皖北行署对此意见颇大,曾在治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对工程部提出批评意见,认为防洪保堤,除涝才能保收,要求重视治理涝灾。1952年汛期,安徽淮北地区发生较大涝灾,引起了治淮委员会对治涝的重视。在1952年9月召开的治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着重研究了除涝问题,并于11月召开豫、皖、苏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三省治淮干部及农民代表300人出席。会议集中广大群众对解决淮河流域内涝问题的意见,讨论研究了消除内涝的方针、方法及实施步骤。《江苏水利大事记(1949-1985)》,江苏省水利史志编纂办公室1988年编印,第30、33页。
1953年5月,治淮委员会主任谭震林等向中央写了《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除涝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内涝的全面性、严重性、频繁性、复杂性及除涝的重要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亦即由于中国传统的重视防洪保堤、忽视除涝保收的片面思想没有受到批判和纠正,以致放松了治涝问题的研究。” 《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1953年5月25日,治淮委员会编印《治淮汇刊》第3辑。 《报告》提出了治涝的方针、方法和步骤:“在消除内涝问题上,仍然是以蓄为主,以排为辅,采取尽量蓄、适当排、排中带蓄(在河沟上建控制涵闸,以蓄水抗旱)、因地制宜、稳步前进的方法。分言之,除在山谷及湖泊洼地进行重点蓄水工程外,也就是说首先必须在内涝区域建立全面的、起码要求的、完整的排水系统,以消除经常发生的普通洪水的涝灾。并结合堤防工程,做到在非常洪水情况下不致漫溢泛滥。”《关于淮河水利问题的报告》,1953年5月25日,治淮委员会编印《治淮汇刊》第3辑。
在1954年冬至1956年5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进行第二次淮河流域规划时,豫、皖、苏三省都提出消除内涝的要求,河南省要求第一期达到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并考虑采取更高的除涝标准。安徽省也要求达到1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据此,1956年5月完成的《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中关于防止水灾的规划,包括防洪与除涝两个部分。除涝规划对各支流进行全面治理,达到当时水文计算2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正是逐步认识到除涝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期与“一五”建设时期,结合淮河中游修建山谷水库、湖泊洼地蓄洪、淮河干支流河道整治等措施,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洪除涝工程建设。
1修建山谷水库。在此时期,安徽省境内淠河上游修建了佛子岭、响洪甸、磨子潭3座大型水库,在史河上修建了梅山水库。详情见表2:
表21950~1957年淮河中游控制性水库工程统计表
水库河流库容
(亿立
方米)坝型坝高
(米)主要工
程混凝
土量(万
立方米)修建时间投资
(万元)效益佛子岭淠河东源483连拱坝744023019521~
195411 77550可削减100年一遇洪峰。与响洪甸、磨子潭共用可灌溉500万亩。装机31万千瓦。梅山史河2275连拱坝882435219543~
1956492680可削减1000年一遇洪峰。灌溉371万亩。装机40万千瓦。响洪甸淠河西源2631 砼重力
拱坝875030019564~
1958761630可削减1000年一遇洪峰。装机40万千瓦。磨子潭淠河东源337双支墩
大头坝820033019569~
1958643960可削减100年一遇洪峰。与佛子岭、响洪甸共用可灌溉500万亩。装机16万千瓦。资料来源:水电部基建司1986年编印:《当代中国水利基本建设》,第41~42页;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209页。
从表2中可看出,这4座水库库容较大,其中响洪甸、梅山水库是淮河流域两座最大的水库。4座水库的防洪、灌溉、发电等效益都很大,特别是灌溉效益,安徽的史河、淠河灌区和河南的史河灌区,灌溉面积达到871万亩,成为我国丘陵区最大的灌区。4座水库共装水力发电机组127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31亿度。更值得注意的是,4座水库均为混凝土高坝,是建国后修建的第一批混凝土坝,其坝高远超淮河上游各水库土坝,且在坝型上有所创新。除响洪甸是重力拱坝以外,其他基本属于轻型坝。轻型坝设计和施工技术的要求较高,这在建国初期来说,困难很大。特别是1952年1月开工的佛子岭水库,以治淮委员会工程部部长汪胡桢为首的一批中国专家建议采用混凝土轻型连拱坝方案。这种坝型当时在美国的拜尔雷特建成了,但其他地方尚少见。就新中国来说,当时刚开始修建几座土坝,还没有修建过一座混凝土坝。轻型连拱坝的设计和施工,一般说比重力坝还要复杂些,特别是抗地震的性能如何,存在各种不同看法,苏联专家组也不赞成。但经中国专家多次计算论证,证明技术上是可行的,治淮委员会第一任主任曾山果断地决定:“既然中国专家提出的方案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中国专家。” 《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4页。 佛子岭水库采纳了轻型连拱坝方案,从而取得多快好省的成果,混凝土方量仅为重力坝的1/5,工期仅为两年零10个月,与同时期西方国家兴建的工程相比并不逊色。尤其是继起的梅山水库,不仅是我国最高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轻型连拱坝,这在当时我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是值得称誉的。决策者曾山和主持水库设计、施工的汪胡桢起了决定性作用。
4座大坝的建设,主要由成建制转业的解放军水利工程第一师及民工1万多人参加。建设期间,正值抗美援朝之际,欧美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物资禁运,人才不准回国。加之旧中国科技基础薄弱,在今日已属司空见惯的设计方法、已可成套供应的施工设备,在当年均属凤毛麟角。特别是第一个兴建的佛子岭水库,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建设者们筚路蓝缕、竭忠尽智。工程设计人员自力更生地完成了一整套连拱坝设计,并对国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如连拱坝横向地震力计算等,有所创新,采用了以水灰比定则为主的砼配合比设计代替了传统的容积配比。从香港购进样机而仿造成振捣器,从苏联杂志看到报导而试制成加气剂及膨胀水泥。学习了苏联工业管理经验而实行了流水作业等,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 《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40—76页。 可以不夸张地说,佛子岭水库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现代化水利水电工程的诞生。
4座大坝成功的另一关键在于重视科学、重视人才蔚然成风。当年佛子岭流传着“三顾茅庐”和“佛子岭大学”的故事。前者是说1949年底水利部总工程师须恺函邀浙江大学教授汪胡桢参加治淮。解放前汪胡桢曾参与国民政府的导淮勘察设计工作,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及战乱,他的才华和热情无法施展,但又对新中国刚刚成立是否有力量治理江河存有疑虑。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写信邀汪胡桢参加治淮,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刘宠光登门请汪胡桢出山治水。《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158页。 后者是说佛子岭的技术干部自己组织,互教互学,学以致用。”由于新老知识分子感谢共产党的知遇,故能竭忠尽智,意气风发,没有假日和星期天,不分8小时内外,精心设计,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同时能兼采众长,而较少受某些“框框”及“左”的影响。例如在坝型、砼的含钢率、坝体上游防渗层厚度等方面采用了欧美的标准,而在消能、过汛以及加气剂等方面则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这就不仅使工程获益,而且为水利建设树立了积极进取和大胆创新的良好风尚,丰富了水利科学,培育了一代水利建设人才和技术力量。
当然4座大坝建设的道路也存在失误。佛子岭、磨子潭水库设计防洪标准偏低,而两库共同使用,仍嫌控制流域面积偏小,说明规划上存在问题。梅山水库拱垛曾先后出现1000余条裂缝,淮河水利委员会:《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300页。 则说明勘察和设计方面的失误。作为历史教训是应汲取的。
2湖泊洼地蓄洪工程。治淮初期,根据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在洪河口至正阳关之间,建了城西湖、城东湖、河洼地三个蓄洪区;在正阳关以下的东淝河出口,修建了瓦埠湖蓄洪区。城西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沣河出口处,于1950年冬初动工,蓄洪量为287亿立方米,蓄洪水位265米。在润河集修建了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1951年夏季建成。城东湖蓄洪区在淮河右岸汲河出口处,于1950年动工,至1953年建成城东湖闸,可以进洪和退水。城东湖蓄洪量,当蓄洪水位26米时为158亿立方米。河洼地蓄洪区在淮河左岸王家坝至史灌河入淮处之间,于1951年冬开工,至1953年汛前建成,蓄洪工程包括筑堤与进洪闸和退水闸,当洪水位275米时蓄洪量为17亿立方米。以上4个湖泊洼地蓄洪区,以潆河洼地使用次数最多,其次为城东湖与城西湖,瓦埠湖未经有计划蓄洪。拦洪作用以城西湖为最大。
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是控制淮河中游洪水的锁钥。淮河中游的根本问题,是蓄泄不当。安徽正阳关以上可泄12000立方米/秒,以下仅可泄6500立方米/秒,相差一倍。正阳关以上原有城西湖、城东湖、潆河洼地等8个湖泊,总容量7212亿立方米,但因没有控制,先期来的洪水虽河道尚可下泄,湖中却已蓄满。待高峰到来,河湖均已饱和,无能为力,造成破堤成灾。而润河集工程使河湖分家,控制正阳关以下泄量不超过安全泄量。该控制工程位于安徽省霍邱县淮河干流上,由拦河闸、进湖闸、固定河床、拦河土坝组成。平水时由固定河床下泄,涨水时利用拦河闸启闭,调节入淮水量及河洼地蓄量。当来水超过下游安全泄量时,开启进湖闸,分水到城西湖等地。该控制工程由水利部顾问苏联水利专家布可夫具体设计。
润河集蓄洪控制工程于1951年3月开工,7月基本完成。1952年继续修建闸下静水池。但由于设计中的失误,在1954年7月的淮河大洪水中,放水不到一天,洪水就将进湖闸静水池冲毁。为保闸身安全,不得不关闸,于大堤扒口分洪入城西湖。整个控制工程和城西湖遂失去了对洪水的有效控制,给中游防汛造成很大困难和被动。以后城西湖渐被围垦,润河集分水闸以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告终。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润河集工程也有其值得称道的方面。如学习苏联经验控制闸不打基桩等,不仅克服了材料设备困难,而且大大缩短了工期,节约了投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更重要的是使技术人员解放了思想,开了以后一系列水闸工程不用基桩的滥觞。在规划上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设计标准偏低,消能工过薄,以致始用而毁。
3淮河干支流治理。淮河干流治理首先以筑堤为主,包括淮河干堤、行洪堤和淮南、蚌埠两市圈堤,其中以淮北大堤为重点。淮河干流堤防,在这时期经过两次大培修。第一次是1950年冬至1951年春,是按1950年洪水位修建的,堤防标准低,堤顶宽3米~6米,共筑堤土方2281万立方米。第二次是在1954年大洪水以后,经过流域规划于1955年冬至1956年夏进行,加高培厚淮北大堤,部分堤段退建,堤顶高出1954年洪水位20米,堤顶宽6米~10米,共计筑堤土方4334万立方米。其次为开挖泊岗引河工程。1951年4~5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了淮河在五河以下干支流分治的原则,要求五河内外水分流,以解决内水排涝问题。故开挖泊岗引河工程是将淮河干流在浮山窑河口、泊岗集和下草湾三处分别堵断,淮河另由泊岗以南开挖引河下泄,使五河地区的内水全部经由潼河、窑河、下草湾引河直入洪泽湖,以解决宿县地区的内涝问题。泊岗引河在浮山以下至泊岗进行切滩放宽河槽,泊岗以下开挖新河,共计土方2747万立方米,是淮河干流的一项巨大工程。工程于1952年10月动工,至1954年汛前完成。第三为行蓄洪区修建庄台工程。1953—1954年期间,在4个蓄洪区和部分行洪区修建了一些低标准的庄台,每人居住面积8平方米~10平方米。
淮河中游支流治理工程,主要在淮北平原区。在1950年冬至1952年期间进行治理的河道有西淝河、濉河、沱河、安河、赵王河、港河、奎河、拖尾河等。1953年起,根据1952年11月治淮委员会召开的三省治淮除涝代表会议精神,在淮北平原区各支流进行全面勘察和规划,开始对各支流进一步治理。除继续进行五河内外水分流工程外,对濉河、北淝河、泉河、泥黑河、西淝河与港河等进行全面治理,包括开挖部分大、中、小沟,在入淮河口建闸,防止淮水倒灌等。以上淮北地区各支流治理工程在1951—1956年期间,共做土方19426万立方米,初步改善了淮北平原区的排水条件。王祖烈:《淮河流域治理综述》,水电部基本建设司1986年6月编印,第195页。
三、淮河下游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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