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日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和雅尔塔体制的崩溃，世界格局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调整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政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中日两国也不例外。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下，进入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虽然中日友好仍是主流，但竞争与合作并存，矛盾与摩擦不断，中日关系的紧密与复杂性日益凸现。中日关系究竟何去何从？这不仅是两国政府和人民所关心的，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因此，研究90年代的中日关系，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一、冷战时期中日关系的回顾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政府逐渐确立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政策。采取“对美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日本政府的基本内政与外交行为都在美国政府的操纵和掌控之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并于1952年4月28日同反动的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也于当日生效。，致使中日政治关系在此后的20年间几乎陷于断绝状态。在政治关系断绝的形势下，民间交往成为中日两国相互沟通的唯一渠道。
　　 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1952年以后，日本在对华贸易上的任何积极姿态，都会立即受到美国的牵制。即使在这样的逆境当中，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一些人士及民间团体仍顶住政府压力，千方百计地推动对华贸易往来。在政治关系未能恢复的情况下，中日民间贸易的意义超出了单纯的经济范围。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吉田内阁曾制定的“政经分离”方针，即不发展官方关系，只允许在有限范围内发展民间贸易和人际往来。如池田首相就曾说过“我的立场决定了我必须把脸朝向美国”。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转引自金熙德：《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中国方面，早在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就提出了“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方针。鉴于日本政府对此始终不予响应，中国以“政经不可分”为基本原则，采取“渐进积累方式”，开展了旨在促进中日关系改善的民间外交，使中日民间经济与人员交往有了发展。1954年10月30日，李德全、廖承志率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侮辱我国旗事件，中日贸易因此中断。7月7日，我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1960年8月27日，周总理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我国“对日贸易三原则”。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达之助签署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这标志着“民间形式，官方认同”、“半民半官，亦民亦官”关系的出现。1971年10月2日，我国进一步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
　　 1971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美国对日本搞“越顶外交”，1972年2月实现尼克松访华，不但震惊了整个世界，而且对日本政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两国邦交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1972年7月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排除了种种干扰，于9月25——29日成功访华，两国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以《中日联合声明》为转机，日本彻底改变了奉行20余年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采取同中国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的政策。《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双方经过4年的谈判，于1978年10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通过法律程序正式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为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72年复交后，两国间的经济关系从以往的“半民半官”转变为“官民并举”，双边贸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90年代，日本已成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而我国也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向我国提供的政府贷款占我国同外国官方资金合作的40%以上，居首位高连福主编：《东北亚国家对外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1979年末日本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ODA），中国决定接受该贷款，标志着中日经济关系进入了以“官方主导，以官带民”为特色的新阶段。80年代以来，日本的对华ODA和以此为中心的中日政府间经济合作，对推动中日贸易、投资关系乃至中日关系的整体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对华ODA成为日本对华友好姿态的最主要、最实际的表现方式，也是最容易体现中日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金熙德：《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政治方面，以两国间重要文件的精神为指导，加上经济领域密切的合作，两国的关系全面升温。70年代以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成为规定中日关系诸项基本原则的主要文件，同时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依据。1982年5月底6月初，赵紫阳总理在访日期间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三项原则，得到铃木首相的赞同。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中曾根首相提议再增加“相互信赖”原则，得到了胡总书记的赞同。这四项原则虽未形成两国间正式文件，但却高度概括了中日关系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领域的努力目标，成为两国共同准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优先顺序得到了数次调整。1972年中日复交以后，对华关系成为日本正常的对外关系之一。由于中日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联系与地理上的邻近性，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具备的国际政治地位和经济潜力，使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上升。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后，日本放弃了“等距离”方针，把对华关系在其外交体系中的优先顺序提到对苏关系之前。在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高了对华关系的地位，把它称之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90年代初，日本开始使用“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同等重要”的提法。这虽有些名实不符，但日本从未把这种提法用于其他对外关系上，由此可见对华关系在日本外交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协商机制不断完善。以贸易、投资、援助为主要内容的中日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教育与文化交流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总之，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一直到90年代初期，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都有了巨大发展，可以说是一个“蜜月时期”。

　　 二、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