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先后发动对华制裁，日本也加入其列。但与西方其他国家不同，日本在对华制裁的态度和力度上都有所保留，宇野首相曾就对华制裁问题在参、众议院发表的演说中认为：“应该知道日中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采取制裁措施是对邻国的失礼。”【日】《朝日新闻》1989年6月8日、9日。从1990年开始，日本率先采取措施缓和对华制裁，并逐渐恢复两国高层往来和对华ODA项目。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中国，这是“六·四”风波以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现任政府首脑，也标志着中日关系恢复正常。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应日本政府邀请于4月6日至10日访问日本，在日期间江总书记同日本朝野政要多次举行会谈，加深相互理解。为推动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10月23日到28日，日本明仁天皇及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日中2000年的交流史上日本天皇第一次访问中国，其意义不言而喻。在这次访华过程中，日本天皇还就历史问题表态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以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7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0页。并衷心希望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可动摇的关系”。日本天皇的这次访华在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获得圆满成功，把中日友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然而进入20世纪90代中后期，特别是1993年以来，两国关系不断产生波折，影响两国正常政治关系的事件、因素不断出现，其势头大有不可遏止之势，从而直接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滑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全球背景看，“进入90年代，随着以美苏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旧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新的国际秩序尚未形成，在这样一个大调整、大转换的时期，中日关系同样面临着重要的转变”。张蕴岭、蒋立峰：《为发展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而努力》，《日本学刊》1997年第5期。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美日同盟从共同抑苏逐渐转变为抑制中国，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美、中、日三国关系的重新定位，无疑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对外政策相应作出调整，其对华政策也不例外。冷战时期，影响日本国内对外政策的制定主要有三大力量，即自民党、官僚和财界。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政界动荡，政权更迭，“55年体制”走向崩溃，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内力量也自然发生改变。自民党虽然是第一大党，但已经失去单独执政的优势，在对外政策上已经不能独断专行，需要有多党参与，彼此相互制衡。财界方面由于“金钱政治”在日本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反对，因此在日本政界的影响力也日益下降。此外日本国内公众舆论也成为影响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以报刊和电视为主的传媒业，其舆论导向对日本民众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出现明显变化，“以‘普遍价值’和‘国际秩序’为尺度对中国说三道四的倾向增强，日本的对华姿态由以往的‘低姿态’转变为‘高姿态’，主张对华关系予以‘普通化’处理。”金熙德：《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因此，自1993年以来，中日关系开始呈现“经热政冷”局面，1995年和1996年中日围绕诸多敏感问题出现了全面摩擦。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一些政界要人纷纷出来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侵华历史，国会议员大肆参加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的活动。1994年底，日本自民党的213名议员甚至成立所谓的“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在日本战降50周年的1995年，日本国内美化侵略战争、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更加嚣张。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一个名为《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表面看来是在反省战争，事实上却在大玩文字游戏，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同年8月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更是出版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书籍，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翻案。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作为现职首相竟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些言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和驳斥。
在台湾问题上，日台关系不断升级，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从1993年开始，日本开始允许台湾的一些“部长”访日。1994年10月亚运会在日本的广岛举行，日本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竟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同时，围绕台湾问题，日本国内还出现了所谓“台湾变质论”、“民意决定论”，还有“台湾冲突国际化论”等一系列理论。“由于历史、文化及战略等多方面因素，日本人对台湾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形成了浓浓的‘台湾情结’，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范跃江：《试析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台湾情结”》，《日本学刊》1999年第2期。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但一些日本人却难解这种“情结”，他们仍旧试图与台湾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在不破坏中日关系的前提下，尽量加强日台的“实质关系”，大力推行“以民代官”、“以经代政”的政策举措，企图以扩大“民间”交往的方式，保持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并以经济手段达到影响和控制台湾的政治目的。这对于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的中国而言，是显然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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