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密切交往的同时，区域合作正方兴未艾。尽管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势头，1989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2%,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由于与邻国之间有传统的经济联系，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有更方便的往来条件，也面对着共同的挑战，所以加强地区合作成为应对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对策之一。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12个会员国中有8个是中国周边国家。
　　 中国同样认识到在广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自身和周边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事务的垄断，促进世界贸易的公平发展。1990年6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46届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年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的４项建议：应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应坚持以平等合作为基础；应以缩小地区的不平衡、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为目标；亚太经济合作应是开放性的。1991年7月，钱其琛外长应邀首次出席了东盟外长会议并与东盟六国外长进行了非正式对话。10月，中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同时加入了APEC。11月，钱其琛和经贸部部长李岚清首次率团出席了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由于这几年的积极主动，中国及早地搭上了区域合作的快车，不仅成为区域合作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区域合作的推动者、组织者、策划者和创新者，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从中国睦邻外交本身的历史发展来看，冷战结束前后，中国睦邻外交步入了全面改善和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它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为突出。李鹏总理在1992年和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明确指出：“继续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钱其琛外长也曾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稳定的周边环境，保障国内经济建设顺利发展”。《人民日报》1995年7月31日。
　　 就短期效应来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冲破西方国家制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长远作用来说，中国与周边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回旋余地和处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主动权；有利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全球格局的平衡，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树立了新形势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文化、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有利于推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因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巩固周边成为20世纪90年代及至21世纪初中国全方位外交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依托。
　　 总之，可以说，冷战结束前后是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段历史时期。而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得这段历史时期睦邻外交的发展具有更为深远的战略意义。机遇与挑战往往是并存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既存在着迅速发展的前景，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多种危机，在这方面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未雨绸缪的准备，特别是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大力增强综合国力，才能应对未来的可能变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密切交往的同时，区域合作正方兴未艾。尽管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发展势头，1989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2%,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由于与邻国之间有传统的经济联系，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有更方便的往来条件，也面对着共同的挑战，所以加强地区合作成为应对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对策之一。1989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12个会员国中有8个是中国周边国家。
　　中国同样认识到在广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同时，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增强自身和周边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打破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事务的垄断，促进世界贸易的公平发展。1990年6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第46届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年会，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的４项建议：应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应坚持以平等合作为基础；应以缩小地区的不平衡、促进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为目标；亚太经济合作应是开放性的。1991年7月，钱其琛外长应邀首次出席了东盟外长会议并与东盟六国外长进行了非正式对话。10月，中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同时加入了APEC。11月，钱其琛和经贸部部长李岚清首次率团出席了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由于这几年的积极主动，中国及早地搭上了区域合作的快车，不仅成为区域合作的参与者，而且成为区域合作的推动者、组织者、策划者和创新者，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