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中苏首脑会晤上，邓小平曾就中苏分裂时期的历史教训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那么，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邓小平言简意赅地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曾经担任前苏联驻华大使的资深外交家奥· 特罗扬诺夫斯基回顾说：“国际问题专家们对分裂（指中苏分裂——笔者注）的原因做了不同的解释：如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苏联不愿意将核工艺秘密交给中国科学家；印中边境冲突时莫斯科批评了中国，等等。但是，我认为发生分裂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中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大国，它不会甘心于长期充当某个剧团的二等角色。”［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314页。。另一名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资深外交家齐赫文斯基院士则针对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这番话表示：“对这个意见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尽管后来赫鲁晓夫为苏联援助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也做了很多事，可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及他性格暴躁和容易冲动，他未能适当地考虑到中国领导对外国对他们施压的任何一点征候都极度敏感（这是这个国家过去长期处于半殖民地造成的），因而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中犯了家长作风而不拘礼节的毛病。”［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可见，事隔多年之后，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事件的苏联人在进行认真的反思后也得出了和邓小平所讲比较接近的结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对苏联新一代领导人产生某种影响。这些新的领导人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苏论战，但也没有历史包袱，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总结历史、吸取教训。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将1989年中苏最高会晤的地点定在北京，这个方案苏方完全能够接受，“这时戈尔巴乔夫可能已经决定让自己扮演一个年轻活动家前往拜访老一辈活动家的角色。我们到北京后，就在会见邓小平之前，他曾对我们这些陪同人员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像较年轻的活动家去拜访老一辈活动家那样。这在东方会产生好影响。’”［俄］奥·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就连长期担任苏联外交部长、喜欢在外事活动中板着面孔教训人的葛罗米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1982年，黄华外长前往莫斯科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葛罗米柯在会见黄华时，一改平时外国客人到后他才出来接见的习惯，早早地就在会议室等候，且面带笑容，会见后又一直把黄华送到电梯口。当然，有的时候，葛罗米柯仍然旧习不改。例如1983年，他在会见前来莫斯科参加谈判的中国特使钱其琛时，又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口吻，对钱大谈帝国主义如何如何，中国应该对帝国主义如何提高警惕等等。钱其琛听完以后，不紧不慢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说起，提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一一列举是哪八国，自然也包括俄国，强调中国人有100多年的教训，知道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最后，他提高声音说：中国人不需要教师爷！葛氏听了以后目瞪口呆。事实上，他的心里未必不清楚，像他这种“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和指手画脚，正是造成当年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确立新型的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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