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路线、时代条件以及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论战对当年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苏论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苏论战始发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1958年上半年，苏联试图控制中国，要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遭到中国严厉拒绝，中苏两党的分歧开始扩大。1959年6月，苏共领导人为取悦美国，背信弃义地停止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武器技术，9月，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塔斯社不顾事实地发表声明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还在众多场合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内政，致使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表面化。此后，争论不断升级。1963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争达到白热化，进入公开大论战阶段。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论战仍持续了一年多时间。196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苏两党虽然没有公开论战，但分歧依旧，两党、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破而不裂的状态，直到1989年才恢复正常。中苏论战对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破除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迷信，更加明确了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诞生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构建社会主义。1955年底，通过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暴露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众多失误。这对中共党人进一步起到了警示作用，毛泽东等“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1956年2月至4月，在中共中央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多次会议上，毛泽东一再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了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并明确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14—15页、23—24页。可见，中苏论战的爆发，对中共党人起到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作用，为毛泽东等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就有了对待党内犯错误同志和对待敌人应采取不同斗争方式、国营工厂和私营工厂内的基本矛盾是不同性质的矛盾等思想。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并于4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提出：“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1956年下半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罢工、罢课等事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警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讨论，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把两类矛盾的观点作为观察现代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提了出来”，文章“不仅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和使用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而且讲了这两类矛盾产生的原因和具体内容，还讲了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以及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等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586页。上述两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就苏共二十大和苏共在处理波兰、匈牙利等事件上的一些欠妥做法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文中分析问题的基本观点成了毛泽东1957年2月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的重要环节。
　　 第三，推动中共加强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总结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危害的教训，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在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强调指出：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党的监督机制，反对突出个人和为个人歌功颂德，坚决杜绝和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又陆续提出并实施了对党员干部进行轮训教育、通过强化党的监察机关以加强对广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有计划地交流各级主要党政领导干部等构想和举措，在加强执政党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第四，催生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我国“一五”建设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尽管有着历史必然性，但农、轻、重比例过于失调，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1956年3月，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张闻天同志首先提出：“苏联内政错误主要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似乎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农、轻、重如何摆是个大问题，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张闻天年谱》（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5—1016页。1957年2月，毛泽东把如何处理农、轻、重关系上升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并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随着中苏论战的展开和升级，毛泽东、周恩来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摆脱依赖苏联的援助独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1958年6月，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工业化方针，强调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可见，中苏论战使中共党人摆脱了依赖苏联援助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走上了以坚持独立自主、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第五，提出并实施了防止“和平演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和举措。由于中苏论战的升级和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修正主义者。从1959年开始，毛泽东等明确提出了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思想，60年代又正式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在国内开展了反修防修、学习解放军等运动，还实施了改革教育制度、培养和提拔优秀年轻干部等重大举措。尽管这些运动和举措后来严重偏离了方向和初衷，但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看，毛泽东等防止“和平演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对中国当年巩固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战胜两次政治风波、90年代经历苏东剧变的考验等发挥重要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苏论战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等探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