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等探索中国
　　 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苏论战是一把双刃剑，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尤其是随着论战的升级和激化，其消极影响也日益扩大。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使毛泽东等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陷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误区。由于中苏论战的升级和国际反华活动的猖獗，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日益严重的估计，认为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必然出修正主义，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已经被修正主义统治。联系到国内的一些现象，渐渐地把党内存在的分歧和不同意见，如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王稼祥提出的“三和一少”对外政策、邓子恢关于发展农业的“三自一包”主张等都看作修正主义在党内的表现，进而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并开展了“四清”、“五反”等一系列“反修防修”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铲除睡在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导致党和国家工作发生了长时间、全方位的失误。
　　 第二，严重干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努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但1959年庐山会议前，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会议期间，又发生了赫鲁晓夫在波兰借人民公社问题攻击中国的事件。这些是促使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作出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庐山会议由进一步纠“左”转向“反右”的重要国际因素。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庐山会议后再次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所造成的国民经济失调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并试图着手调整，但多次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会议都受到中苏论战的干扰。如1960年夏的北戴河会议，原来准备要对下半年的经济计划和1961的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工作进行比较充分的讨论，“但是，会议一开始，大家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国际问题上，集中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从开始直到最后，中苏关系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08页。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也是花费了大量精力讨论中苏论战问题，会议虽然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决定从1961年起集中力量搞好国内工作，不受任何国外事件和国内事件干扰。但是， 1961年3月，赫鲁晓夫公开谴责并停止援助阿尔巴尼亚，还拒绝阿参加华沙会议，引起中共高度警觉，特别是8月苏共中央发表《苏共纲领草案》和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反斯大林、反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大大牵制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力。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作书面报告的说明中首先就讲到国际问题，特别是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等在讲话中也不断讲反修斗争问题。1963年开始的公开大论战对我国正在进行中的各项调整工作影响更大，正如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33页。另外，中苏论战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突然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停止技术、设备供应，催逼债务，也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及其调整的步伐，是造成我国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使得毛泽东等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加上“左”倾思想的发展和历史的局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逐渐中断了在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虽有缺点，中国不能照搬照抄，但基本方面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坚持。毛泽东一再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73页。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到苏共二十二和中苏两党公开大论战阶段，双方对斯大林评价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赫鲁晓夫变本加厉地否定、攻击斯大林，中共则竭力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这使得毛泽东等由基本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进而发展到基本肯定和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其推向极端，在很多方面“左”的做法还超过斯大林。
　　 第四，恶化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不仅使得中国关门搞建设，而且影响了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帝国主义长期封锁中国，中苏论战又导致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甚至发生边境冲突，且中苏论战后来还扩大到中共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共产党之间意识形态之争，中国同这些国家关系也出现倒退，使得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严重化。十月革命后，因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封锁，列宁和斯大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领导苏联人民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但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错误地认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南斯拉夫、苏联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修正主义，是反列宁和斯大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路线。因此，既没有尽力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也不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断绝经贸往来，导致中国逐步陷入关门搞建设的局面。
　　 由于不堪苏共的不平等待遇，毛泽东等产生了奋发图强、不服输的勇气，这虽然是可贵的，但由此发动了“赶超”资本主义强国的大跃进，实践证明该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同样是由于对包括中苏关系恶化在内的国际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1964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正在制定中的原本想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解决人民“吃、穿、用”的第三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改为重点建设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防止大规模外敌入侵，并正式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毛泽东在会上对此解释说：“这两大问题是从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四清”运动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三线建设虽然对我国内地工业的发展、部分高精尖技术的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众多项目仓促上马，摊子铺得过大，严重超出了国力承受的能力，效率低下，等等，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