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探索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邓小平同志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者，参与了论战的决策、辩论和文稿的起草。毛泽东同志1960年曾说：“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后来又说：“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440、738页。1983年1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也说：“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1989年5月，他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还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周象光：《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人民日报》1989年5月16日第1版。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对中苏论战的深刻反思，对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后，邓小平就同毛泽东、刘少奇等明确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使命，并取得了初步探索的成果。从1959年12月开始，赫鲁晓夫荒唐地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要向苏联看齐，指责中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共产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搞“单干”、“特殊立场”和“派别活动”。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仍要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当年为此同苏共领导人在会谈中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于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此后的十多年里，任凭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幻，他都教导中国人民必须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到中苏论战时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仍说：“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周象光：《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人民日报》1989年5月16日第1版。
　　 2不搞争论，善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苏论战的过程中，苏共大骂中共是教条主义，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1989年5月，邓小平对此总结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因此，在寻求中国共产党同意大利、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国家共产党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一再提出：“两党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向前看”，“不要辩论”，将来在发展两党、两国交往方面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1990年3月，东欧和苏联政局正在发生激烈震荡，邓小平冷静、沉着地指出：不管苏联怎样变化，我们都要同它从容地发展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3慎重、客观地评价领袖人物的历史功过。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混乱，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一直是中苏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但就一生来说，“斯大林的功绩和他的错误比较起来，是功大过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人民日报》1963年9月13日，第1版。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的问题。面对“非毛”化思潮，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因此，他努力指导全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坚决地制止了借毛泽东晚年失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一评价同中共当年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一致。
　　 4在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兄弟党的关系，“不当头”，“不扛旗”，尊重各国党和人民自己的道路选择。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之争实质上就是中苏两党控制与反控制之争、苏联谋求霸权主义利益与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之争。正如1989年邓小平总结所说：至于论战的具体观点，很难说谁对谁错，“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探索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兄弟党之间关系时，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特别是中苏论战的教训说：“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中西两党关系恢复令人高兴》《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5日第1版。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从而形成了邓小平关于在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兄弟党关系的重要思想。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希望中国能当起社会主义的头，扛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也决不对人家发号施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363页。
　　 5实事求是地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在中苏论战中，中共和苏共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好大喜功、盲目攀比、不服输的心理。导致双方都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作出了过高的估计，甚至为本国进入共产主义制定了时间表，依此为依据制定的发展战略自然严重脱离实际，难免以失败而告终。1985年10月，邓小平对此总结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一九八○年建成共产主义……他的大话吹破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1987年9月，邓小平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和战略目标。该发展战略既艰巨宏伟，又实事求是，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中苏论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中苏论战的教训为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党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