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教）是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后产生的革新派，1807年传入我国。在我国的五大宗教信仰中，基督教的历史最短，而且因为它的传播是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开始的，一神一教的信仰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抵触之处，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它并不被我国民众所接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深入内地的传教过程中，与政府和民众冲突的大小教案不断发生。20世纪初期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和20年代的非基督化运动，一度将反抗和批判基督教的运动推向高潮。建国初期，全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仅为70万。然而，80年代以来基督教却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我国信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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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宗教部门的报道，基督教目前全国教徒人数约1，500万，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多倍。现有教牧传道人员18，000余人。教堂16，000多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32，000多处，其中新建礼拜堂和聚会点约占总数的70%，平均每天新增6所堂点。各级神学院校共18所，已毕业神学生4000余人，受过培训的义工达51万人次。并有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基督教主要期刊《天风》和自己的印刷厂，80年代以来印发的圣经累计2800万册。《中国的宗教现状》，中央统战部网（http//wwwzytzbcn/zytzbwz/indexhtm）；赵志恩：《中国基督教的过去、现在、以及展望二十一世纪》，《金陵神学志》，2001年第3期。基督教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其动力何在？追本溯源，共和国前30年的基督教发展史，是造成这一事实的历史原因。
第一，基督教的革新（1949—1956）
建国初，全国共有130个外国差会，它们分属世界各国的多个教派，把持着基督教的领导权，并妄想继续以传教的名义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割断它们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主张，不仅是教内爱国人士多年的愿望，更是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的首要任务。在基督教先进分子积极倡导，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三自”爱国运动广泛开展起来。
早在1949年，吴耀宗等5位基督教代表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曾多次表示中国基督教要根除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必须实现它早年提出的“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连续三次邀请部分中国基督教领袖座谈，一再强调“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2页。他还充分肯定了中国基督教内进步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鼓励中国基督教徒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办教会。吴耀宗等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启发下经过反复修改，于9月22日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下称《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基督教的总任务是“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宣言》和第一批拥护《宣言》的签名名单，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了《宣言》和“三自”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一天标志着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开端，也因此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纪念日。
1951年4月，为支持抗美援朝运动，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在它的组织下，广大基督徒一方面抗议美国冻结中国在美公私财产的行经，自动断绝一切外国津贴；一方面积极为志愿军捐款，表达爱国之心，到1952年6月止，共捐款人民币27亿余元（旧币）。赤耐主编：《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这些爱国行动极大地推动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在此期间，外国传教士纷纷回国，外国差会的驻华机构也先后撤离。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分理会教堂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各教会，并推选全国基督教领袖139人为委员，选举吴耀宗为主席。1956年，《天风》半月刊主持了神学思想大讨论。通过广泛发表意见，教徒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否要求我们脱离现实？这个现实的世界可爱不可爱？……爱国和爱教（爱神）究竟有没有矛盾，有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参见陈泽民：《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金陵神学志》1956年，第5—6期。等问题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推动了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促进了“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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