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基督教的联合（1957—1966）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基督教深受“左”的思想影响。1957年，与全国反右派斗争运动相配合，基督教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导致这一运动走向了揭发、批判教内右派分子的错误道路，使一批爱国基督教人士被错划为右派，精神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打击。从1963年到1964年底，基督教内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揭开宗教掩盖下的阶级斗争盖子”作为运动的指导方针，夸大了教内的阶级斗争情况，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再一次伤害了基督教人士的感情，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因此受到了干扰和破坏。
　　 但是，在此期间，党也不断努力纠正“左”的错误，使基督教在曲折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有中华信义会、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及内地会等基督教大小教派几十个，形成了教派林立、各自为政、相互排挤的局面。“三自”爱国运动后，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教派之间的关系逐步好转。新社会平等友爱、坦诚融洽的人际关系，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教育和引导，使基督教人士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最终打破了教派间的隔阂，实现了教会合一。1958年，在“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推动下，在基督教徒中提出了如何节约人力物力，加强教派间的合作，共同投入到生产建设的洪流中去的问题。联合办教成了适应形势，人心所归的潮流。浙江省宁波、温州、杭州等地首先试行各教会联合办公，统筹安排人员、经费和生产。之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会纷纷走上了联合礼拜的道路。各教派求大同存小异，相互团结，密切协作，博得了教内外人士的好评。从此，中国基督教进入了西方基督教努力多年但尚未实现的“后宗派”时代，为国际基督教开创了好的先例。
　　 第三，基督教的沉寂（1966—1976）
　　 “文化大革命”使原本已经“左”倾的路线走向了极端，基督教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作为破“四旧”运动的对象，在“文革”一开始基督教就受到了冲击。教堂及其它活动场所被拆毁、抢占，经籍被烧毁，塑像被砸烂，大部分教牧人员被强行遣散转业，宗教活动几乎全部停止，只保留了北京米市大街基督堂，供在华外国信徒使用。党的宗教政策和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了无情践踏。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三自”爱国运动使基督教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洗刷了“洋教”的恶名。基督教的中国化，使基督教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成为我国宗教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它积极调整，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广大信徒努力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很多成绩，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正是建国初期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和贯彻，加上基督教自身的革新和自立，使它走上了联合办教，各派团结一家的道路，从而壮大了基督教的整体力量和对外吸引力，为它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期间，极“左”势力想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消灭基督教，违背了宗教发展的规律，结果适得其反。尽管基督徒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但宗教情结久抑于心，如同火山爆发前的积聚。历经十年浩劫后，基督教人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激动的心情焕发了对宗教的极大热情。他们积极致力于办教、传教事业，各种宗教活动迅速展开，基督教发展出现了巨大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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