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的发展与活跃往往是社会大变动或转型期的伴生现象。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比例为22%,1994年上升为50%。韩国1947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比例为7%,到1985年达到了21%。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1—2期。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型。这种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也使基督教获得了增长的空间和发展的条件。相对于基督教自身的改革而言,矛盾交织、利弊伴生的社会变革是促使其变化的根本所在。
第一,宗教信仰自由、价值观念变迁,基督教成为切近西方文明,追求自我实现的生活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界开始拨乱反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重新开放教堂,恢复了宗教活动。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章程的修改,选举丁光训为“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并成立了全国性教务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丁光训当选为会长,教会的组织机构得到了完善。1982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全面科学地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宗教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奠定了基础。12月,新宪法审议通过,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条款,而且根据新形势,增添了新内容,将这一政策规定得更加明确具体。进入90年代后,《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等法规相继出台,各地方还制定了地方性宗教事务法规和政府规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法规司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使其有力地保证了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宗教活动的有序。与此同时,基督教两会也陆续颁布了教会规章制度,为基督教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关研究者的调查表明,大部分信教群众和宗教工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政策是满意的。在被调查的基督徒中,认为近年来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程度有很大提高或一定提高的,天津有82%,河南有843%,福建有699%,另有639%的福建基督徒回答他们的家庭聚会可以自由进行,无人干扰。对基督教职业人员及其领导成员的调查,认为1982年后教徒心情比较舒畅的,河南有859%,福建有796%。对宗教工作者的调查,认为宗教政策执行很好和较好的,河南占695%,福建占857%。见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377页。
民主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民众的思想异常活跃,国门大开,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和良莠并存的各种思潮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一大批翻译或介绍基督教的书籍出版,人们对基督教的态度也从盲目批判,逐步转变为亲和、接纳,甚至向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中,基督教成为了西方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催生,加速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其标志就是共产主义信念被淡化,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涉及2000多名山东青年价值观的调查中,在回答“你努力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时,1996年依次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的占519%,“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的占256%,“使个人生活水平有明显改观”的占144%;2000年,他们仍然首选“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但比例上升为62%,排在第二位的是“使个人生活水平有明显改观”,比例为147%,第三才是“为国家和社会进步作出应有贡献”,比例为146%。关于人生最大的幸福,1996年,选择“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占141%,排在第三位;2000年,选择的比例只有66%,排在第六位。张华:《世纪之交:山东青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大众网(http:∥wwwdzdailycomcn)2002年1月17日。可见,当前青年人普遍的人生目标更倾向于自身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生活的美满。这种务实的心态,使许诺现实利益、实现灵魂得救的基督教赢得了人心,而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了信仰的动力。基督教拥有了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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