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督教在社会转型时期对社会的正常运转起到了辅助作用，在道德建设、社会整合以及心理调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并呈现出了大发展的态势。但正如丁光训主教所说：“在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人口这么多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课题。在这么一个社会里独立自主办好教会，那更是教会上的新事。因此，在工作中暴露出许多问题，那是必然的。”丁光训：《谈当前教会若干问题》，《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0页。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有学识、修养好、素质高的教职人员，出现了教徒人数发展过快，而教牧人员的培养相对滞后的发展困境。由于信徒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功利心又极强，很多人把消灾免祸、治疗疾病作为信教的目标，在没有好的教牧人员的引导下，对教义的理解很容易出现偏差。一些教徒的狂热、偏执，不仅使基督教世俗化、庸俗化，而且也给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随着西方“呼喊派”、“东方闪电”等邪教组织的侵入，一些不法分子披着基督教的外衣，传播异端邪说，愚弄群众，聚敛钱财，扰乱社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总结近年来宗教发展存在的问题时说：“社会主义并不需要‘利用’宗教，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真正成为多数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成为‘可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简单粗糙，左右摇摆，反复折腾，宽严皆误，宗教却要利用社会主义。”叶小文：《与时俱进话宗教》，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宗教学》（第1辑），宗教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因此，基督教要健康发展，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抵制外来反华势力的渗透和攻击，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拓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这一点已经成为教内外人士的共识。
　　 面对基督教发展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要尊重基督教自身的发展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深入研究，正确引导，使基督教真正实现“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理念，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宗教问题的新路。另一方面也要将民众的宗教情绪作为审视自身工作得失的指标。在共和国55年的历史中，基督教的起伏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工作成效。建国初期，党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勤俭奉公、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较新旧社会的变化，获得了平等与尊严的人民群众深有感触，是新社会、共产党给予了神没有给予的好生活。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共产党的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为共产主义奋斗是全社会共同的心声，无神论成为人们普遍推崇的信仰。可以说，即使不受“左”的思想影响，不把宗教等同于封建迷信进行批判，当时宗教观念的弱化，信教人数的减少也是不可逆转的。以此观之，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信众遍布城市与乡村的事实，与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程度同样直接相关。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干部没有在群众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没有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落到实处，致使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在群众的心中大打了折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在建设清明政治的过程中正在改变的社会事实：弱势群体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惩治腐败、重建社会道德的工作已全面展开。2003年因腐败问题被判刑或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有12名之多，“刑上省部级”的现实更是有力地说明了党加强自身建设、政府服务于民的决心和力度。这不仅会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更会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流地位，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