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
毛泽东于1964年9月27日在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一封信所作的批示中提出了著名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民日报》1996年6月17日。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又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建国以后的一个重要发展。《讲话》早就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这是一个科学的含义丰富的理论观点。可是，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解放区时期，还没有条件把这个理论广泛地付诸实践。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地深入地实践上述理论观点，就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为此，毛泽东对《讲话》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多次加以强调和发挥；同时，还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批判所谓“全盘西化”的理论，也多次加以阐述和补充。
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说道：“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956年8月，毛泽东同志《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又指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不中不洋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总之，不要全盘西化；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实践证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是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科学概括。它不仅批判了“全盘西化”，而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四，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
1939年，毛泽东初步地总结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审美经验，在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题词中，提出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命题。1942年，他在《讲话》中又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两段话精炼地概括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和“两结合”三种创作方法的本质特征。
好像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一样，1958年，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分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了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的审美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统一”的主张，立即引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鸣，受到众多的权威的作家、艺术家和无数文艺欣赏者的拥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实践告诉我们：“两结合”不是“左倾思潮”的派生物，而是100多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审美经验的概括，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客观规律的概括。
“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根本特征是作家、艺术家坚持以革命理想与客观现实相结合的观点去观察、认识和描写现实生活，是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紧密结合的原则在文艺创作上的运用。纵观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种创作方法，有利于富有远见地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有利于培养胸怀理想、勇敢战斗、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新人，有利于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多方面的审美需要，有利于充分地吸取中外文艺遗产中的一切有益的养分，有利于发挥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总之，“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和论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贵的贡献。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指出：在“两结合”创作方法中，现实主义是基础，浪漫主义是理想。举例说明，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是运用“两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称赞他时，首先充分肯定了他长期地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感受了人民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现了人民憎恨腐败、消灭黑暗、振兴楚国的愿望，因而引起历代读者的共鸣。屈原的《离骚》里有许多奇特、美丽的想象，但它们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起飞的，因此是扎实有力、反映现实又推动现实的。毛泽东1959年曾精辟地指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这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年版，第276页。这些话显然是他对《讲话》中强调作家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的观点的精彩的发挥。
第五，注重对文艺特殊规律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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