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是由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内生决定的。同时，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也受到宏观调控性质和特点的制约。

　  11984—1997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
　　 1997年以前，不管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所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最主要的就是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一般地，在经济扩张阶段是采用扩大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指标，在经济收缩阶段则往往是压缩贷款规模指令性计划指标。具体的操作主要是：
　　 （1）1984—1986年的货币政策工具
　　 1985年：①动用国家外汇储蓄增加部分消费品的进口，以缩小购买力缺口，回笼货币；②加强贷款计划的指令性管理，严格限制信贷规模；③调整银行的贷款利率，通过较大幅度地提高固定资产的贷款利率，压缩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④限期收回在1984年第四季度超额发放的贷款；⑤为了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将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信贷资金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管理范围。
　　 1986年开始实施“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①取消了中国人民银行对各专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指标，允许各专业银行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决定贷款规模；②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计划安排资金的基础上，再发放50亿元贷款给各专业银行，以解决一些地区流动资金的周转困难；③人民银行总行允许其下属各地分行，动用超额储备发放贷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2）1987—1991年的货币政策工具
　　 1987至1988年：①采取信贷规模控制办法，要求各专业银行进行企业化改革，自求资金平衡；②强化中央银行对贷款的季节控制；③ 1987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贷款总量和货币发行的带有紧缩特征的控制目标；④ 1988起进一步确立“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政策，在限制货币信贷规模扩张的前提下，对信贷结构进行调整，正确引导资金流通。
　　 1988年9月开始紧缩银根：①加强货币信贷的计划管理，建立起全社会信贷监控制度；②对信贷实行“限额管理，以存定贷”的办法，根据存款比例来确定信贷规模；③对贷款限额实行“全年亮底、按季控制、按月考核、适度调节”的办法，保证贷款用于生产性建设；④加强信贷结构调节，保证重点生产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压缩一般性的需求；⑤提高存贷款利率。
　　 1989年9月起：①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数量和银行的信贷规模；②下调存贷款利率，实行优惠利率的倾斜政策；③放宽对各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的限制，注重信贷结构调整；④注入专项资金大规模清理企业的“三角债”，解决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困难；⑤中国人民银行以点贷的方式，划出大批资金直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放“启动贷款”和“安定团结贷款”。
　　 （3）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工具
　　 1993年：①自1993年7月11日起提高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和新发行国库券的利率；②要求所有专业银行在1993年8月15日收回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放款最高限额的贷款；③勒令所有专业银行检查自己向非金融机构的同业放款，以便收回非法贷款；④将专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从商业性贷款中分离出来。
　　 1994年：①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②继续实行信贷规模限额制度，要求新增贷款主要用于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农副产品收购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必要流动资金需求三个方面，同时着手建立政策性银行，以便把政策性贷款与商业性贷款分开；③停止发放政府赤字融资信贷；④由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试点，发挥利率杠杆的调节作用，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运作的货币政策工具。
　　 1995年：①控制现金和信贷规模的增长；②调高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积极回收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③实行保值储蓄，提高通货膨胀保值贴补率（从1月的984%提到6月的1292%）；④推广商业票据，扩大再贴现货币工具的应用范围；⑤禁止地方政府强迫国家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
　　 1996年：①在国有商业银行中实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基础的货款规模管理，并运用本外币进行对冲操作；②改变直接行政干预方式，注重运用信贷规模管理作为达到国家重点产业发展和地区发展目标的手段；③在上海建立全国性的银行同业间拆借市场，进一步完善国债回购市场和商业票据市场，推进银行利率的市场化。
　　 1997年货币政策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方面。

　  2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以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为主的多元化工具
　　 1998年1月1日取消贷款规模限额控制后，货币政策工具开始演变为以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为主的多元化工具。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和信贷政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当作操作工具被利用。
　　 (1)加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力度
　　 1998年5月，曾经一度被使用而后又停止的公开市场业务恢复操作，当年交易额为2827亿元，1999年和2000年交易额分别为12245亿元和9762亿元。1998年公开市场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701亿元，1999年净投放基础货币1920亿元，两年合计占同期基础货币投放额的82%。2000年净回笼基础货币822亿元，既有效控制了市场流动性，又给商业银行补充了流动性（戴根有，2002）。
　　 2001年，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基本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公开市场操作实际承担了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主要职能。通过逆回购操作净投放基础货币和正回购回笼基础货币，全年累计投放基础货币8253亿元，累计回笼基础货币8529亿元。有效增加了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促使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回升到目标区间。2002年继续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基础货币的总体适度，并导引货币市场利率水平。
　　 (2)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根据经济形势变化，1998—2002年间五次下调银行存贷款名义利率，进而影响实际利率水平，降低企业贷款成本，促进国民储蓄向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转化。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和幅度，如商业银行对企业贷款利率的最大浮动幅度由1998年的20%扩大到2002年的50%，范围也由最初的小企业放松到中型企业。另外，将贴现利率与贷款利率脱钩，使再贴现利率依据再贷款利率来确定。
　　 此间，适应国际市场利率变化和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趋向，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九次下调境内外币存款利率。外币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对于改善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不断完善利率调控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传导机制
　　 1998年以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中，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额1998至2001年的四年时间增长了4倍多；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累计成交1998至2001年的四年时间增长了39倍。1998年，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先后成功地实现了利率招标市场化发债，1999年财政部也加入到银行间市场并实现了市场化发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使利率得以较好地成为调控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工具和传导机制。
　　 （4）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
　　 为增强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1998年3月，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1999年又下调到6%。到2001年，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为76%，其中：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平均为63%，其他商业银行平均为149%，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分别为89%和80%，极大地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与此同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主要是把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与备付金帐户合并，实行统一法人缴存存款准备金，规定每日营业终了准备金存款不得低于法定比率。
　　 （5）调整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政策
　　 为规范票据市场秩序，200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将再贴现利率由216%调高为297%，结果使当年商业银行新增贴现947亿元，同比少增553亿元；人民银行再贴现余额比年初下降603亿元，同比少增1 361亿元。
　　 1998年以来，除了全面满足国有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要求外，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要求也有了较大的增加，特别是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调整农村信用社再贷款管理制度提高了再贷款限额的利用效率。
　　 综观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演变，其突出的特点是计划性工具逐渐减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工具不断增加。这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深入推进和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

　　 四、简短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