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至1960年，被称作共和国史上“大跃进”的年代。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大跃进”的发动是轻率的，其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跃进式的发展，反而使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重大损失。1961年后，“大跃进”运动不再进行，但“大跃进”作为一种经济建设思想，却同所谓“三面红旗”一起存在多年，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中全会后，党史、国史界对三年“大跃进”的研究逐渐展开，取得很多成果。本文拟就“大跃进”词语本身，对其应用和演变情况作些粗浅考察。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为共和国经济建设思想研究和“大跃进”历史研究，提供一点资料和参考意见。
　　 “跃进”一词从普通词语到赋予特定含义
　　 “跃进”，本是汉语中一个普通常用词。检索《人民日报》，1949年至1956年，每年都有几十篇文章使用该词，偶尔也出现“大跃进”一词。其含义大致有：一种敏捷的动作；一种实现突变的认识过程；一种跳跃式的前进方式； 一种比通常快得多的发展速度；事物达到一种新的发展阶段等。大多数文章是在后两种意义上使用，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使“中国跃进到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新阶段” 《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12月9日。；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是人民代表会议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跃进” 《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7日。；“民主改革的成果集中表现在生产上的跃进”； 《人民日报》1951年12月6日。 “祖国每个角落都在跃进” 《人民日报》1952年5月8日。“从一个胜利跃进到另一个胜利”； 《人民日报》1953年6月18日。几年来我国“在农业生产上表现了一大跃进”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3日。；更广泛地发展多种经济，“争取成倍地、跃进式地发展生产”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2日。；“我们尽可以采取迎头赶上或跃进的办法”，用较短的时日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我国的技术科学进步，将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以跃进的方式前进” 《人民日报》1956年2月7日。；“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日。，等等。其中，不少是著名人士所作的论断，如宋庆龄、郭沫若、李四光等。这期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著作中，也有两篇使用“跃进”一词：“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7日。。
　　 到1957年，随着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日报》上使用“跃进”一词的文章，上升到206篇，而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文章也已有106篇。其中与后来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三篇：
　　 一是周恩来6月26日在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一五计划即将超额完成，反右派斗争正处在高潮之中。周恩来批评了认为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观点，指出：适应当时的情况，1956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这一年伴随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用“跃进”一词来说明我国的经济建设在1956年所采取的步骤和取得的成绩，从而使“跃进”一词有了特定的含义——用以说明1956年的经济发展步伐和状况。周恩来这里的论断应该说是恰当的，实事求是的。但此后的宣传，却不断加码。“跃进”的提法很快就变成了“大跃进”。周恩来报告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即有署名于践绘的文章，说明1956年是“大跃进的一年”。
　　 二是10月27日，即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正式公布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该社论指出，按照纲要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都要在十二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正式发出了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号召。
　　 三是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这篇社论的特殊背景，是毛泽东已开始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的“反冒进”进行批判并决心把这一批判继续下去。社论把1956年的“跃进”与当年的“反冒进”尖锐地对立起来：“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实际上，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反冒进”的不满，还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有所表示，但那时没有明确地提出批评。周恩来逐渐觉察到毛泽东的不满，所以就在上面所说1957年6月26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批驳右派言论的角度，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后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是他“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但当时并没有认识到1956年的“反冒进”是犯了“方针性”的错误，报告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5月26日。转见《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1页。但毛泽东认为，关于1956的经济建设是“跃进”还是“冒进”的争论，并没有解决，他还要用批判“反冒进”来促进生产比1956年更大的跃进。所以他在审读《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稿时，倍加赞赏，在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 ‘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一个月后，也是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人民日报》12月12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再次批评了反冒进，并进一步肯定1956年是“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这样，就使“跃进”、“大跃进”词语有了更新一层的含义——与1956年的“反冒进”相对立。
　　 以上就是“跃进”一词由普通词语到具有特定含义并由“跃进”到“大跃进”的大致的演变过程。

　　 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