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大跃进”到“全面大跃进”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大跃进”一词所含内容，或者说该词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此前主要应用于对1956年经济建设成就的估计上，这时则发展为对当前建设的一种号召，由掀起“农业大跃进”到实现“全面大跃进”。
　　 先是，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把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当成 农村“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当前“首先要反对保守思想”。《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批评1956年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做“促进委员会”，并说“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606页。“毛泽东的讲话表示了对农业四十条的重视和对1956年“反冒进”的不满。10月26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人民日报》发表。纲要要求12年内，按照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把粮食年均亩产量分别提高到400、500、800斤。随后便有上面提到的10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正式发出实现农村工作“巨大的跃进”的号召。
　　 从《人民日报》1957年10月到12月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看，这时讲的“大跃进”，除指1956年的经济发展外，主要就是号召“农业大跃进”。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后，各省纷纷召开党代表大会、省委全体会议、地委书记会议以及农业生产积极分子会议等，其主题就是动员“农业生产大跃进”。如，据《人民日报》 报道，河北省委召开一系列会议布置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问题，“党政领导 机关正以巨大的决心和魄力，争取农业生产上的巨大跃进”。“全省各级主要干部都有了明确目标——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2日。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把可以推迟的事情推迟一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出席中共山西省一大二次会议的代表“都表示领导全省农民把今冬明春的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推向高潮，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创造良好的条件”。《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日。中共辽宁省一大二次会议号召全省党员和人民“推进工业战线上的增产节约高潮和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人民日报》1957年12月4日。中共河南省一大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12月5日。中共云南省一大二次会议“确定了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今后十年农业生产发展的规划”。《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5日。湖南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作了《深入开展全民整风运动，组织明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6日。中共湖南省一大二次会议“决定动员全省党员和全省人民，奋发前进，连续组织几个农业生产大跃进”。《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7日。出席中共江苏三大二次会议的代表提出“江北赛过江南、江南赶上潮安等农业生产大跃进口号”。《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中共浙江二大二次会议“鼓起的一股干劲，在讨论农业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明显”。《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12月9日至24日农业部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动员“农业大跃进”。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会议总结中号召“苦战十年，实现四十条”，而“十年看三年，三年抓头年”，必须紧紧抓住二五计划开端的1958年，“争取农业大跃进”。新华社记者对该会的报道说：会议代表们所表现的“豪迈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农业生产一定要大跃进，一定能够大跃进”。《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8日。
　　 当时不仅有了“农业大跃进”的号召，而且有了“大跃进”的行动，突出的表现就是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兴起。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人力，1957年11月为六七千万人，12月为八千万人，到1958年1月份达到1亿人。
　　 “农业大跃进”的声势在全国造成之后，“大跃进”的含义进一步扩大。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326页。 毛泽东还从莫斯科打电话给国内，批评1956的“反冒进”，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 转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所载访问顾卓新谈话记录，《周恩来传》三，第1359页。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祝词，公布了中国15年左右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 《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411页。这样的号召， 自然要为“大跃进”一词增添“农业大跃进”以外的新的内容。12月25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中共上海一大二次会议上作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柯庆施虽然没有使用“大跃进”词句，但强调“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强调“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强调多快好省是社会主义建设“惟一正确方针”，并以上海工业发展的实例，尖锐地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 柯庆施的报告节录发表在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柯庆施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并当众对周恩来说：“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转见《周恩来传》三，第1367页。，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起了推进作用。《人民日报》1958年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要求“掀起一个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工作的规模宏大的高潮”。上海党代会于1958年1月10日闭幕，次日，《人民日报》对该会作了详细报道，报道的标题是：“上海党代会展开深刻的思想斗争，肃清暮气，打掉官气， 以促进派的革命气概实现全面大跃进”。这是在党的机关报中第一次出现“全面大跃进”的提法”此前，1957年末、1958年初，曾有“农业全面大跃进”和某个具体县份“全面大跃进”的提法。。此后，1958年内，《人民日报》上共有322篇文章和报道使用这一提法。“全面大跃进”遂成为普遍于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口号。
　　 所谓“全面大跃进”，首先，就全国来说，是要求各个地域、各个行业、各种工作乃至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要“大跃进”。其比较规范的提法是：“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这是“全面大跃进”的三个主要方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还以江苏省为例，论述了“全面大跃进”形势形成的过程：“农业一马当先，接着推动了工业生产的高潮，随后又掀起了文化教育的高潮，这样就形成了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人民日报》1958年5月14日。其次，是要求各个行业和各种工作本身都要“全面大跃进”。工业、农业、交通、商业、林业都要“全面大跃进”；经济事业以外，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都要“全面大跃进”；艺术领域，要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曲艺“全面大跃进”；工作上，要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上“全面大跃进”， 以此推动工作的全盘“大跃进”；不但在工作上，而且在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上也要“全面大跃进”；不但社会主义建设要“全面大跃进”，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全面大跃进”。第三，“全面大跃进”不仅指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发展速度，而且指一种精神，一种气势，一种图景，要在全国上上下下都形成一种“大跃进”的氛围。
　　 把“全面大跃进”的提法包括在内，1958年《人民日报》上共有4518篇文章和报道使用了“大跃进”一词。这一年，“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大跃进”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达到了高峰。对这一年的“大跃进”，我们即使不从事实上去考察，而仅从词语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其远远脱离实际的一面。哪里会有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种工作毫不例外地“全面大跃进”的可能呢?这只能是一种滥用、浮夸和狂想。

　　 “大跃进”一词的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