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一词的量化
　　 “大跃进”一词在1959年继续以高频率使用着。这一年，该词在《人民日报》的3999篇文章和报道中出现。
　　 “跃进”的最基本的含义，应该是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前进。但快到什么程度就算“跃进”或“大跃进”呢?1958年“跃进”高潮时，并没有量化的标准。开始还有百分之几十的说法，后来便发展为“翻番”，甚至“几倍几十倍”。据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的预计，1958年粮食、棉花、钢铁、煤炭、机械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比上年增长了一倍左右，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70％。以这样的预计为基础，八届六中全会提出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计划，钢、煤、粮、棉年产量分别达到1800万至2000万吨、42000万吨、10500亿斤、10000万担，分别比1958年增长70%-80％、56％、40％、49％。增长率较1958年要小一些，而增加的产品数量却多于1958年的增长。
　　 但是，这样的“跃进”计划，只能是头脑发热时的产物，即使对1958年工农业产品产量的预计是真实的，1959年也不可能继续以那样高的速度增长。进入1959年后，随着1958年产品产量的逐渐核实、高指标造成的经济紧张局面的显现、领导者左倾急躁情绪的减弱，1959年产量的计划指标，特别是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被逐步调低。随之便不能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调低后的指标还算不算“跃进”和“大跃进”?究竟增长多少就可以叫“跃进”和“大跃进”?
　　 还在八届六中全会刚刚通过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后，陈云就曾建议，这四大指标先不要公布，但意见没能反映到毛泽东那里。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找陈云、李富春等谈经济和工业问题，陈云明确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讲到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但这次已不是严厉的批评，而是作了这样解释性的说明：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我所反对的是公开在群众中间，在报纸上“反冒进”。“反冒进”在报纸上登，泄气，群众抬不起头，外国人骂我们。但是我赞成把指标削下来，因为钱只有这么多。他还说：马鞍形也不要紧。我反对的马鞍形，重点是在反对“反冒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这个事情将来还是会有的。就是一年高，一年低，或者两年高，一年低，或者三年高，一年两年低。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1958年的那些高产卫星很多是假的，但1958年确实有个大跃进，粮、棉、钢、煤，其他各种，都有大跃进。他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量化概念：应该说10％就是跃进。苏联现在七年计划是8％，这算跃进了，我增加一点，10％就算跃进，20％是大跃进，30％就是特大跃进。他认为一位省委书记所提的20％叫跃进、50％是大跃进、50％以上是特大跃进，标准高了，粮食这类东西增产10％还不是跃进?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5日。
　　 毛泽东关于“大跃进”量化的看法，很快反映在周恩来1959年4月18日向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说：“如果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以及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都必须高于前一年才算是跃进，那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粮食产量，“在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还很少的条件下，即使每年增产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再次作了调整，钢、煤产量分别调为1200万吨和33500万吨，粮、棉产量调整为在1958年核实产量的基础上各增产10％。《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1959年8月26日)，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紧接着，8月26日，周恩来在向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对这次指标的调整作了解释，并进一步阐明了什么叫“跃进”和“大跃进”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百分之十以上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十五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就是特大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第131—132页。
　　 后来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曾对上述观点进行检讨，说这是“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而“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这样，就违反了毛主席历来对订计划要实事求是、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主张。结果，‘欲速则不达’。我们这两年就从不可靠的高指标上被迫地跌落下来。”这同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高指标相比，只是“以五十步对百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7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大跃进”中的量化观念，还是有着抑制高指标狂想的作用的。当然，他们所提的量化标准，仍然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调整”代替“大跃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