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代替“大跃进”之后
　　 虽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诸多问题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显现出来，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也在采取措施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但是“大跃进”作为一种建设方针，继续坚持着。而在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间， 由于反“右倾”斗争的需要，由于毛泽东曾坚定地表示过：“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1959年8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1页。“大跃进”更有升温之势。当然，造成的问题也就更加严重。1960年，“大跃进”一词在《人民日报》2959篇文章和报道中出现。
　　 1961年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1960年八九月间周恩来和国家计委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会前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汇报会上，毛泽东同与会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当毛泽东问到“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时，李富春：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毛泽东：是四面八方了。李富春：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你这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邓小平：今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大家：大跃进，作为一段时间来算账，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一个时期是数量上的跃进，一个时期是质量上的跃进。在一个时间内，有的增加少，有的增长多，如石油，增加多的是大跃进。毛泽东：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两年农业减产，影响了工业，看来农业机械化、化肥未上去以前，工业是不能大上的。过去农业上是层层加码，收购也是层层加码， 以后再不能层层加码了。
　　 这样，从1961年起，“大跃进”已不再作为当前国民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但“大跃进”一词仍在报刊上相当频繁地出现，中央领导人也并没有放弃“大跃进”的建设思想，这正如当时周恩来所表达的一种认识：不搞大跃进不能摆脱落后，但是我们对大跃进的规律还未摸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就是说，不是要放弃“大跃进”的问题，而是要摸透“大跃进”的规律问题； 面对三年“大跃进”后出现的问题，不能不进行调整，调整是为了更好的“大跃进”。
　　 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方针的1961年至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1981年，各年《人民日报》上使用“大跃进”一词的文章数量分别是：
　　 1961年，585篇；1962年，246篇；1963年，207篇；1964年，134篇；
　　 1965年，52篇；1966年，234篇；1967年，90篇；1968年，89篇：
　　 1969年，78篇；1970年，100篇；1971年，66篇；1972年，44篇；
　　 1973年，54篇；1974年，103篇；1975年，61篇；1976年，130篇；
　　 1977年，165篇；1978年，125篇；1979年，19篇；1980年，46篇；
　　 1981年，42篇。
　　 在1961年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近20年中，对“大跃进”一词 的使用，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赋予“大跃进”以新的内涵。前面所引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与会者对毛泽东所提问题的回答，已经对“大跃进”作了新的解释，即：“大跃进”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实行质量、品种上的跃进；一段时间内不是全部而是某项生产的跃进等。而这方面最权威性的解释，是两位最高领导人的论述。刘少奇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这几年在总路线的执行上有偏差。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上面跃进。对大跃进的正确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 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并做到了比苏联更快一点、更好一点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大跃进。《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毛泽东1964年12月在审阅周恩来向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9页。另见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应该说，毛泽东、刘少奇这时对“大跃进”的解释，就经济建设思想来说，具有了很大的合理性，代表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大跃进”问题的新的认识。第二种情况，是把“大跃进”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合称为“三面红旗”，又把对待所谓“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拥护还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标准。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十分突出。刘少奇就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第三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使用。如说“1958年大跃进”、“大跃进时期”等。
　　 在报纸宣传上，对“大跃进”从正面赞颂到批判否定的变化，大致发生在1979年初，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这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还从肯定的方面讲到“大跃进”问题，而到1月20日发表的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的报道中，则把1958年的“大跃进”，同“搞浮夸，假话盛行”紧紧联系在一起。3月8日发表的陆定一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使用了“在所谓 ‘大跃进’ 的口号下”的用语。又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党的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大跃进”问题作出恰当的评价。“大跃进”一词，便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