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制约(信息不确、不全、不及时)带来的盲目性
　　 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使得我国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十分匮乏。1903年由国外传入中国近代统计理论后，“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49页。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起全国性的统计工作。 1949年10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中央财经计划局内设立了统计处，以后改称统计总处，狄超白任处长。1960年初，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立了统计处，左恭任处长。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原中财委统计总处的基础上，成立国家统计局。薛暮桥任局长。但是限于基础薄弱和政治干扰，各类信息、特别是统计信息不确、不全、不及时的问题长期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
　　 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计划管理的300种产品中，真正了解产需情况的只有几十种，此外是按估计做计划，列入计划后又不准修改，如要修改则需经计委批准，弄得“一个计划，修改一年”。薛暮桥：《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39页。
　　 典型的虚假、浮夸数字出现在大跃进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口号和计划指标。其主要来自不算细账和政治压力。在工业领域，中央把原定15年赶超英国、35至4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本来已缺乏科学性)逐步提前为两到三年赶超英国、五到七年赶超美国；把1958年全国钢产量指标由最初的6248万吨(比1957年的535万吨增长17％)逐步提高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柯庆施甚至提出华东区1959年要搞800万吨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在农业领域，毛泽东提出了全国“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的口号；中央把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任务的时间，由原定的12年提前到5至8年，最后定在5年之内。又提出在5至7年内全国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河南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计划。1958年6月华东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3至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要达到2000斤以上，《新华半月刊》，1958年13期，第77页。紧接着其他各协作区也都提出了粮食高产计划，就连一向低产的西北区也提出了在人均粮食产量方面要达到1958年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3000斤。《新华半月刊》，1958年14期，第61页。
　　 针对“大跃进”中统计信息不确带来的失误，1962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并批评下面某些人随心所欲，爱报多少就报多少，用假数字做计划，必然使计划不落实。同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也说，统计工作要像会计一样，保持独立性才行。否则，就不能发挥监督作用。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
　　 1964年，毛泽东在总结1959年钢铁指标“朝令夕改”的教训时，只说了7个字：总而言之，不摸底。
　　 类似的问题常常成为历次计划制订过程中争议的焦点。由于数据不确，即使拍了板也经不住推敲和各种变化的要求。加之经济生活的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希望经济信息能够及时地包罗万象，这在20世纪的资讯条件下只能是美好的空想。这成了计划工作的最大障碍。
　　 (二)决策的形成与修订缺乏广泛参预的民主机制
　　 广泛参预的民主机制是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在计划经济时期，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来自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对此，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努力纠正过，但是，受到体制和时代的局限。这个问题一度部分解决很快又再度出现，广泛参预的民主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未能形成。
　　 “一五”期间关于双轮双铧犁生产指标的修订本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未能坚持，就是一个例子：东北有大片旱地、大马匹，使用双轮双铧犁曾经提高耕地的效率，于是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在3至5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生产计划达500万部。但是南方农田大量是水地，耕畜用的是牛，90％以上的双轮双铧犁没有用。1956年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将这种犁的生产数量调整为350万部。1956年5月已减为180万部。事实上，这一年虽然加紧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后来又被退回15万部。对于毛泽东热心推广的农具一再削减，有人感到为难。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做了些好事，用最大限度的集中权力，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利益，得出了最大的成绩，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时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后来，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突出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问题。
　　 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党内批“反冒进”后，民主决策机制受到严重干扰，以至“二五”计划的数字一改再改，越改越高，而不同意见得不到发表与尊重。直到国民经济出现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之后，才不得不勉强降下来。由于长期回避指导方针和决策机制上的问题，所以其中的教训长期得不到汲取。

　  (三)经济建设计划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使科学决策受到干扰
　　 中国是一个大国，自古以来，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都是大事。然而，发展、稳定与改革之间客观存在着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片面地要求经济建设计划绝对服从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就会使决策的科学性受到干扰，最终影响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与认识上的僵化，在这方面留下了诸多教训。
　　 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1957—1960年：1956年9月，在国民经济恢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党的总任务，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一年多以后，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明确反对“八大”决议，主张恢复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反冒进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但是，毛泽东关于农业的分析是不确的。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是良好的。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8549亿斤，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39009亿斤，1957年的粮食产量不仅高于1956年，而且高于1959—1965年历年产量(1958年为昙花一现的4000亿斤)。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1958年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
　　 对于毛泽东反对“八大”决议，违背农业生产实际发展情况、违反客观规律的分析和结论，在反右派运动的声浪中，八届三中全会上没有不同意见大跃进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流。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并在全国开展“反右倾”后，大跃进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直到3年以后，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以后，周恩来在“八大”所做的政治报告和“八大”通过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才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但是，大跃进已使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连年倒退，人民艰苦的奉献之后却陷入了极端贫困。1962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1966年开展“文化大革命”，致使经济建设一再受挫。
　　 (四)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
　　 在计划管理体制下，国家计委大量的具体管理工作体现于通过按计划分配国家投资来配置资源。在制定投资计划时，要反复填报表格，层层召开长时间的计划会议，并对追加或压缩投资进行反复磋商。其间的典型现象为：部门和地方提出的投资需求不断追加，而计委、财政部不得不考虑可能，反复压缩投资。因此，在不受制约地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情况下，计委经常处于被动与保守的位置上，被迫不断地做检查。参阅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金春明：《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载《党政干部学刊》（沈阳），2001年第1期。而投资数额确定以后，投资的实施与效果由部门负责。受宏观形势的影响，效益时起时伏，得不到稳定提升。我国投资效益的总体状况，固定资产投资综合效益的显著特征可概括为水平较低，波动很大，极不稳定。
　　 相对于工业投资来说，国家对农业投资的效果问题更加突出。
　　 需求和可能割裂、投入与产出分家的状况也对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带来影响。
　　 (五)五年计划完成情况估价不确
　　 由于指标多变，计划完成评估的标准不明，至使计划的总结往往难以准确。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对“二五”计划的评价——从提前两年完成到推迟三年尚未全面完成。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望六十年代》，宣布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在1959年提前3年完成“二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号召，已经胜利实现。而实际上，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仅0 6 5％，其中最高年32 2％，最低年-31％。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平均每年增长38％；农业总产值则下降了199％，平均每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54％。到1962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二五”时期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877％，而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99％；国民收入下降145％，投入了大量资金，经济建设却只得到微小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参见王亚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回顾》，载《党史研究》，1987年第4期。“二五”期末的1962年和三年调整期末的1965年，粮食、食用植物油、牛羊肉、家禽、水产品、卷烟、酒、各种布等消费品的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460页。。
　　 其中农产品产量的统计与实际情况出入惊人。(详见表1)

表11958年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核实情况
　　 单位1958年公报数1959年8月核实数1962年核实数粮食总产量亿斤960050004000粮食亩产量斤412375209棉花总产量万担6638420039375棉花亩产量斤774947生猪亿头1816138花生万担8000670057146烤烟万担11007607731黄麻洋麻万担6505205349农业总产值亿元880655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80年3月；国家统计局党组：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主要统计数字核实情况的报告，1959年8月13日。

对计划实施结果估价的失误，直接影响到下一步的科学决策。

　　 三、实施形式趋于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