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宏观多变并行的，是企业被管得很死，没有自我更新改造的能力。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的所有制成分逐渐形成单一公有制，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惟一因素。为了集中财力、物力完成重点项目建设，企业的投资权限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微乎其微。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新产品试制的主动权几乎全部控制在主管部门手中，使国有企业不仅没有竞争的压力，追求利润的动力，而且也失去了创新的可能。正如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反省工作时所说：对于低值易耗和固定资产的界限为，对重工业部门规定为500元，对轻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规定为200元。超过这个界限的就要按程序输申请拨款手续，使得企业单位的某些急于解决的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在生产和经营管理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而计划工作则要管理投资，要管理经营，对于企业的各项活动都要审批且程序严格，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企业透不过气，计划工作也万分忙碌。
　　 五、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央领导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国务院在5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上提出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体制要逐步实现，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
　　 但是在计划工作中，这些原则始终未能理想地实现。中央各部门(简称为“条”)与地方(简称为“块”)之间的条块分割的关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类矛盾的一个焦点。反映在诸多方面。
　　 工业管理体制被称作“敲锣、卖糖，各有各行”。中央各部门由于自管自，大都不愿搞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地方一没有钱，二没有设备，想搞也搞不成。以至许多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资源白白浪费。如天津发电厂一年有30万吨炉灰要扔到海里去，水电部宁可花1000万元买条船运炉灰，却不肯给地方一些钱，生产炉灰砖。六机部、交通部在上海扩建和改建的江南、沪东、上海造船厂，它们的多余铸锻能力达75％，铸钢多余能力达90％，铸造多余能力达75％。有个炮弹厂有些搞运输的老马，工厂不能用了卖给农村还可以用几年，但是根据企业管理条例，马是固定资产，喂不好死了可以，就是不能卖。
　　 国家计委的基建投资数字来自中央各部，这些安排如与地方实际情况不符也很难改变。譬如在机电产品生产计划由一机部拟定，材料、设备由地方分配，一台万能铣床需要钢材39种、289种规格，有色金属16种、143种规格，辅助材料221种、322种规格，材料供应往往保证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在物资分配上，企业当年申请，部门当年平衡、当年安排生产、当年交货，解决一个配件最快也得四个月，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四个小时即可送到。
　　 计划管理体制头绪太多也造成了大量重复工作。地方与企业不仅难以发挥积极性，而且被大量繁琐的表报占用了时间和精力。

　　 六、重基建轻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