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49年以来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和历史启示
　　 了解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历史和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共产党虽然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国家资本，但这是从政权性质和代表性的角度来反对的，是前述自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要求建立好政权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国的需要，从来也不反对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和国营经济。这一点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共同纲领》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中有很好的阐述。
　　 （一）建立和完善“全能”政府阶段（1949-197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并且到1956年底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个过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张丽曼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模式概括为“全能型政府”，我认为这个概括既贴切又生动，故这里采用了这个词。参见张丽曼：《从全能型政府到效能型政府》，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过渡的原因和条件，简单地说，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使得提高积累率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加速工业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相结合，自然就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关于原因，详见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
　　 有学者认为，“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夸大市场失灵的同时，完全忽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政府失灵，其损失之大远超过市场失灵。”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实际上，当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经建立起来，“政府失灵”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计划不准确”；二是微观经济管理中的“国营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劳动者缺乏激励机制。
　　 应该说，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1956年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种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为此，他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认为除了官僚主义因素外，还与体制有关，认为应该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1978年以来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和历史启示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就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将失误归结到政权的好坏，那么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不能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这20年的失误。因此，只能从另外的角度，既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解释问题，这也为正确认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开了方便之门。
　　 1978年至2002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在成功的诱导下，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实际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2002年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改变性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政府的基础和工具，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这种观念上的巨大转变，是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分不开的。首先，是国内1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证明，放弃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对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第二，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财富的增加，特别是1996年以后“买方市场”的出现，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和改革国有企业创造了条件；第三，国际局势的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使得政府承担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压力也越来越小；第四，自80年代以来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都说明市场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不能不受这种世界潮流的影响。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改革，就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来说，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完成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向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政府的转型，而随后的民族危机和因经济落后、资源短缺造成的人口过剩，使得人们期望政府承担起加速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和平等占有资源的责任。很少有人怀疑政府的能力，相信市场调节高于政府调节。直至90年代，中国人民才完全扭转了对市场经济的看法，确定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