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特色理论形成的动力因素
系统阅读邓小平1975到1992年的讲话、报告以及与国内各级领导同志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深入研究邓小平中国特色理论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它还有一种很强烈的动力因素，那就是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近代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和未来中国的统一及其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综合所迸发出来的一种强国富民的精神动力。
邓小平特色理论形成的动力因素之一，是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中国向英国赔款二千二百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关税、司法等主权，开始了用条约形式使资本主义列强掠夺和奴役中国合法化的先例。从此，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各国侵略者接踵而来，到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澳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各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割地赔款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涌现出许许多多有志之士和优秀分子，他们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振兴中华，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例如：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封建阶级自强运动；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张之洞、左宗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改良运动等等。这些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反映出中国人民已经初步认识到穷则受欺，弱则挨打的道理，同时产生了强我中华的理念和行动。20世纪初孙中山以“振兴中华”为号召发动革命，强调“大家同心协力来救国，中国就可以反弱为强，反贫为富，可以同今日之列强，并驾齐驱。”他终生期盼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在科学上迎头赶上欧美强国，”“使我中华民国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61页。孙中山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他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对于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屈辱历史的结束，但是中国在经济上的落后和贫穷，仍然受到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威胁，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受霸权主义的威胁，并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处理国际事务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为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做出更大贡献，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思考的问题。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同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谈话中说：“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1989年5月16日，他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32年在中国东北搞了一个‘满洲国’。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357页。1989年中国解决暴乱问题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对此，邓小平在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谈话时明确指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293、357页。由此可见，邓小平特色理论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所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有着内在联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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