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国史学术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史研究工作者表示亲切问候，向江西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国史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奋斗史和国家的发展史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对国史进行科学研究，能够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协调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为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提供历史依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国史研究可以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应当重视和加强国史研究，用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引导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编修国史的传统。从春秋战国开始，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自南北朝起更设置了专门编修国史的机构。如何编修国史，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或民族一旦对本国历史产生认识上的扭曲，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否定自己的历史，就会失去其精神支柱，从而受制于人，自我毁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警示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和国家的历史，尤其是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和国家历史上出现过的错误和失误，将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不断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其中一个手段，也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种种方式，对我们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恶意歪曲，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对于他们的战略图谋，我们不仅要保持高度警惕，而且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开展国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对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与信念。
　　大力开展国史研究，首要问题是解决好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历史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总结了建国后32年的历史，是从实践中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国史研究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循。同样，古代史、近代史、世界史研究，推而广之，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点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模糊不得，也游离不得。广大国史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自觉地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表示，在未来的征途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风险，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行动指南。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是否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作为检验科研工作方向和水平的重要标准。只有这样，国史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写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价值的国史，拿出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郑板桥曾经写过三首题为《历览》的诗，都与研究历史有关，其中第三首的开头两句是：“历览前朝史笔殊，英才多少受冤诬!”这两句诗对于我们研究国史也是很有启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是多少先烈英才用他们的智慧和鲜血铸就的。我们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圣地井冈山召开国史研究的会议，这本身就具有缅怀他们功绩的意义。昨天，我参观了井冈山的革命遗址和博物馆，进一步了解到我们的先烈是在怎样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奋斗、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的，是怎样为中华民族的兴旺、中华文明的振兴而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的，心情如同朝圣一般。我们现在研究党史和国史人物当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讲优点和成绩而回避失误和由于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但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给前人打多少分，而是要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增长知识，以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些为我们打下江山的革命前辈，不知有多少人牺牲了生命，一天也没能享受到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建国以后出生或在建国后接受教育的，作为他们的后辈，我们在研究他们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经历时应当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不允许脱离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实际说三道四，不能任意褒贬中国人民的领袖人物，更不允许横加诋毁。
　　我们的党和国家曾经有过失误，走过弯路，但应该看到，在历史的发展中出现曲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分析这些失误和曲折，要把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人们今天对这些失误和曲折的认识已成为一种常识，一个普通干部甚至一个青年学生就可以加以评论。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能够认识到那时的方针、政策中的失误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后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其中有些运动打击面过宽，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导致了严重后果。现在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出于帝王思想、是为了实现个人专制蓄意把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打成敌人，这种看法显然违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做出的科学结论。国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都说明，研究国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严格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我们的笔下，不应当出现“英才多少受冤诬”的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究竟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弯路?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有些人鼓吹，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两条路：一条是胡适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的道路，另一条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人民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这条路是反民主的、专制的，而胡适之辈所主张的路才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的路。事实真是如此吗?如果中国人民当年追随那些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精英们，走他们主张的路，能够改变中国近代以来那种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吗?假如没有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中国人民能够如此顶天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如此之高的国际地位吗?在这些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上，国史研究工作者任重道远，应当有所建树，通过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以正国内外的视听。通过国史研究的文章著述，不仅使国人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而且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和尊重中国历史上这段辉煌的时期。
　　国史研究工作者是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研究和学术交流，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当代中国研究所每年举行一次面向全国的国史学术年会，这是加强国史学界学术交流、推动国史学科建设的好形式；与地方的科研机构合作，共同举办国史学术年会，更是密切与地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联系的好办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我们要倡导这种大协作的精神。我希望当代中国研究所能把这一年会制度坚持下去，并不断加以完善。我希望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加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之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在相互学习中共同提高，努力当好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聪明才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